第91章 相关史料骆越国（1 / 2）

壮族先民是珠江流域文明的开创者，壮族先民骆越人所创造的骆越文化是珠江流域历史上最早最灿烂的篇章之一，骆越文化中的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崖画文化、龙母文化……曾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是由于历史风雨的侵蚀以及种种人为的原因，壮族历史上这一灿烂的篇章早已斑驳破碎，成为难以追寻的遥远记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一个失去历史记忆的民族，难于构建她的现在，更难于把握她的将来。因此，追寻失去了的历史记忆也就成为一个民族永远难于摆脱的文化情结。也正是因为如此，一批又一批壮族文人学者踏上了寻访骆越历史文化遗存的旅途。

神秘的骆越古国留下了无数未解的历史之谜，其中最撩人神思的谜团就是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位于何处？对于这一问题，许多专家和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形成了骆越国都位于郁江平原和越南红河平原的观点。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徐松石在他所著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一书中曾对这两种观点作了概括：“骆越国（一说都今广西贵县，一说都今越南东京河内）。”[1]

这两个城市到底是不是骆越古国的“都城”？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这两个城市分别位于骆越古国疆域内最大的两个冲积平原内，容易形成大型的农耕区和居民聚落区，而且这两个城市附近又都出土了大量的骆越时代青铜器，河内附近还有被越南学者认为是骆越王的雄王庙，骆越人在这两个地方建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两个城市不可能是骆越人最早的“都城”。据《逸周书·王会解》“路人大竹”的记载，骆越人在商周时代就已成为一方诸侯，作为骆越人最早的祖居地和都城，应拥有大量的商周时代青铜文物。而古贵县和古河内这两个城市所出土的青铜文物都是战国至汉代的，缺乏商周时代的文物佐证。因此这两个城市都不可能是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

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作为以稻作文化、铜鼓文化、崖画文化、龙母文化等影响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一个著名古国，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必然与上述文化所产生的自然地理条件密切相关。学术界目前公认的骆越古国范围最北界为红水河一线，最南至越南红河平原和海南岛，最西至云贵高原东缘，最东至广东省西南部。在这一地域内，能够形成稻作文明中心的地理单元有右江河谷、郁江平原、南宁盆地、武鸣盆地、宾阳盆地、宁明盆地、龙州盆地、玉林盆地等，上述地理单元土地平缓，灌溉便利，历史上有广泛的野生稻分布，能够发展大面积的水稻生产。而上述地理单元又以右江河谷、南宁盆地、武鸣盆地最值得注意，这三个地理单元是稻作文化标志性文物——大石铲出土最多的地域，大石铲文化产生的年代与中原的夏代相当。这说明在夏朝时代，右江河谷、南宁盆地、武鸣盆地的交接地带已产生了代表当时先进生产力的稻作文明。在这三个稻作文明的重要区域内，只有武鸣盆地具备产生早期青铜文明的条件。武鸣盆地北端的大明山西南麓，有丰富的铜矿蕴藏，根据目前已探明的储量约占广西铜矿储量的三分之一，这一发展治铜业的优异条件是其他地理单元所不能比拟的。与武鸣盆地发展治铜业的自然条件相类似的地理单元还有玉林盆地，玉林盆地北端的铜石岭也有铜矿蕴藏，但蕴藏量较少。在铜石岭曾发现过一个汉代的铜矿冶炼遗址，但这一遗址与武鸣大明山西南麓的治铜历史相比就晚得多了，武鸣大明山西南麓的元龙坡遗址曾出土商周时代的铸铜石范，显然，与玉林盆地相比，武鸣大明山地区更有可能成为骆越青铜文明的发源地。

作为骆越又一标志性文化的左江崖画文化，按照广西著名考古学家覃圣敏等人的观点，年代在战国早期至东汉期间，因此左江崖画文化也并非骆越古国早期的标志性文化。骆越古国的另一标志性文化是龙母文化，以武鸣元龙坡等遗址出土的刻有蛇纹图案的石范来看，龙母崇拜习俗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形成。龙母文化是骆越古国的宗教文化，骆越人历史上重要的活动中心目前都发现了龙母文化的遗存，因此根据龙母文化的遗存可以大致推断出骆越人的活动范围及中心所在。在骆越故地中，环大明山地区是龙母文化遗存最为丰富的地区。笔者在《龙母文化发祥地探折》（《大明山龙母揭秘》）一文中已对环大明山地区的龙母文化遗存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从环大明山地区丰富的龙母文化遗存来看，环大明山地区是珠江流域龙母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骆越古国的文化中心。因此，寻找“骆越古都”应在武鸣县大明山西南麓一带着手。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与南宁大明山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组织的专家一起对武鸣大明山西南麓的骆越文化遗存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深入的田野调查，现将调查情况作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一、大明山西南麓的“骆越”地名遗存

在大明山西南麓的马头、陆斡、罗波等乡镇考察，我们发现了一些与“骆越”音义相关的壮族古地名文化遗存。

位于武鸣县大明山主峰龙头峰南麓的陆斡镇，壮语名叫“luegver”，这一壮语名称与“骆越”的古读音完全一样。在陆斡镇正北面的大明山脚下有一个名叫“小陆”的小圩镇，壮语名也叫“luegver”，不过因为圩场比陆斡小，因为被称为“小陆”。在小陆的北面，有一个由陆苏、浮排、陆寨、坛减、黄基、尾雷、渌垦七个自然屯组成的大村子，名字叫“板陆”，而在“板陆”村发源的“达娅”江下流至武鸣城东镇从广村的河段，也有一个大村子叫“板陆”。“板”在壮语里是村子的意思，“陆”是“鸟”的意思。

这是一条由“鸟”组成的地名线是一条内涵深厚的文化线。

在小陆至陆斡的达娅江沿岸地域，就是古代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廖江歌圩。民国以前，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至三月十三，环大明山地区的群众都到这里祭祀龙母，并举行盛大的唱山歌、演大戏、抢花炮活动，人数有数万人之多。祭祀与歌圩习俗的遗存，是古代壮族先民对远古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记忆。这一习俗的遗存，说明古陆斡即“骆越”，是古骆越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即“骆越古都”。

环大明山地区重要的龙母文化遗存也大多数集中在这一地带上。小陆北面的大明山脚下板陆村旁有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龙母庙（大明山庙），陆斡旧街附近有著名的罗波潭和罗波庙（即龙母庙），城东镇的板陆村和夏黄村、武鸣县城的大同村（娅垌）历史上也有著名的龙母庙。城东镇板陆村的龙母庙在解放前有200多亩的祖田，村里的男丁每四年要集中到龙母庙里抽签，重新分耕这200多亩祖宗地。这一地带深厚的龙母文化遗存表明，这一地带是古老的“骆越”文化沉积带。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有“骆”（鸟）地名印记的文化带所流经的河水，按武鸣县古文人的说法就是古“骆越水”。据清代文人黄君钜所著的《武缘县图经》记载：“武缘之水以三江为大，三江者南流江、达蒙江、大揽江也。南流江（参考诸书）又名何滤江，亦作可滤江，皆渭笼、武离一音之转，即古骆越水。”一音之转，即认为“何滤”“可滤”“渭笼”“武离”都是“骆越”或“越骆”的另一读音，也就是说，“骆越水”是因此而得名。按照这一记载，“武缘”也是“越骆”的一音之转。“武缘”即是古之“骆越”。武鸣的东江由达娅河、古鲁河、思陇江三条河汇流而成，在东江边有一个村子，壮语名字叫“陆林”，译成汉语就是“骆水”的意思。这一古地名遗存也透露这里的东江就是古代“骆越水”的信息。大明山西南麓“骆越水”地名的遗存，在整个骆越故地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大明山西南麓的壮族人还留有骆越古国的深刻记忆，这一记忆是弥足珍贵的。

骆越人是一个亲水的民族，汉代刘安所编的《淮南子·原道训》记载：“九嶷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在武鸣“古骆越水”流域生活的骆越人也有爱水喜舟的习俗。商周时代的“马头墓葬中，有的在狭长墓圹中的一侧加上一个长方形或半圆形的侧室；有的在狭长墓圹的四周或两端做出生土二层台；有的还将两端二层台割切成船形，使整个墓圹呈船形。这种船形竖穴土坑墓全国少见”。[2]商周时代生活在大明山西南麓的骆越人死后的墓穴也做成船形，可见这些人生前是以舟为家的。大明山西南麓的地名也有与水相关的文化遗存，元龙坡遗址附近的马头旧街古代的壮语地名叫“古鲁”，意思就是“有船的地方”，它后起的名字“马头”也不会是“马山之头”的意思，而是“停船的码头”。武鸣县两江镇独山战国岩洞葬遗址附近的龙母村壮语名叫“黑达”，意思就是“河边的圩镇”。这些信息都说明大明山西南麓的“古骆越水”在骆越时代是可以通航的河流，是船的港湾。笔者近日对这“古骆越水”做过考察，发现很多人在旧河道上挖沙出售，使武鸣县城到罗波镇的公路沿线沙丘连绵，成了建材的市场。从挖沙所显露的古河道分析，古河道比现在的河道要宽三四倍，是名副其实的大河。骆越人在这条大河边生活，船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这自然会产生了对渡船的崇拜习俗。

许多古书都记载，骆越国有“鸟田”之称谓，也叫“雒田”。对于“鸟田”，学者们往往说法迥异，有说是“鸟耘田”的，有说是“山谷之田”的，有说是潮水带来的淤泥堆积成田的，“鸟田”到底是古骆越的什么田呢？在环大明山地区，对于“鸟田”却有另外一种说法。许多老人都说，因洪水泛滥，壮族的先祖从郁江边向大明山地区迁移。大明山地区森林茂密，看不出哪里是可以定居耕种的田地，是鹭鸟的叫声指引壮族先祖找到了泉水边可耕种的水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壮族人非常崇拜鹭鸟，把它当成了氏族的图腾，并把鹭鸟纹铸到铜鼓上。“鸟田”就是鹭鸟指引开发的水田。环大明山“鸟田”的传说与鹭鸟标志的文化遗存透露了骆越国名称来源的重要信息。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环大明山地区是骆越人最早的家园。

二、大明山地区山水地名所透露的骆越祖居地信息

大明山的壮语地名叫“岜是”，“岜”是山的意思，“是”的意思是“根源”和“神地”，“岜是”即是“祖宗的山”或“祖宗神山”。壮族人是把大明山当作祖宗的根所在的圣地来崇拜的。

在大明山最高峰龙头峰南麓，有一个名叫“渌垦”的村子，村子的西边有一个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供奉龙母和骆越王的神庙，叫大明山庙（也叫召王庙）。传说这个神庙的天井中生长有一株高大的芋头，芋头生出99个小芋头，骆越人每一个迁向他处的分支都要在这株芋头下挖走一个小芋头，把它种在新定居的地方，并在种下小芋头的地方建一座庙，供奉祖宗神龙母。传说古骆越人在各地有99个龙母庙，这些龙母庙都是从庙口村这个大明山庙分出去的。分布在骆越故地的各个龙母庙是否都是从大明山庙分出去的，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已无从考证。但大明山庙在环大明山地区确实具有祖庙的神圣地位，每年三月初三，慕名而来朝拜的人摩肩接踵，香火非常兴旺，可惜这个环大明山地区最大的祖庙在民国初年就被当时的政府拆毁了，现在的遗址上只残留了几个唐代时的石础，昔日辉煌的祖庙已沉埋在荒草之中。

武鸣县马头镇四明村越过大明山到上林县明亮乡有一条不知建于何年代的古道，如今尚存400多级用料石砌成的阶梯，石阶古道宽4米，这样宽的古道在古代可算是雄关大道了。这条神秘的古道东边有一座海拔949米的高山，山的壮语名叫“岜浦”，意为“祖母山”。这条古道北通柳州、桂林，南连武鸣、南宁，在明清以前是一条重要的古道。壮族先民把扼守这一条古道的山叫“祖母山”，可知这座山的古老和重要。

武鸣县的两江镇坡耸村，村后山的场中有一个名气很大的岩洞，叫做祖公洞，壮语名叫“敢达公”，祖公洞也叫祖公庙，实际上是一个供奉“掘尾龙”的庙宇。祖公庙的香火很旺，据说每年来烧香的群众超过万人。看来大明山地区的壮族群众是把“掘尾龙”当作自己的祖公来祭祀的。大明山的群众不仅把“掘尾龙”当作自己的祖宗，而且把“掘尾龙”的养母——龙母神也当作自己的祖宗，因为龙母的壮语名就叫做“娅浦”（祖母）或“佬浦”（大祖母）。马山县古零镇里民村内感屯的龙母庙前有一块清代咸丰年间刻的“首事碑”，碑中有“高祖暨七娘以降斯岩”的记载，这一“高祖”就是龙母神。

在环大明山地区，遗留骆越祖居地信息的山水地名还有“临浦”、“罗波潭”和“娅垌”。“临浦”的壮语意思是祖母江，“罗波潭”的壮语意思是大祖母潭，“娅垌”就是祖母垌。

“临浦”是发源于大明山北流入宾阳县清水河的一条河流。在三国时代吴国把汉代所建的领方县改名为“临浦县”，辖现在的宾阳、武鸣、马山、邕宁等县区。“临浦”古代又译为龙母江，《广西通志》记载：“临浦江，州西二十里。源出宣化县界，北流入思览江。”宣化县是古代的邕宁县。清代著名的壮族诗人张鹏展（上林县人）的《昆仑关》诗有“北水归临浦，南云控古邕。一关通鸟道，万仞锁螺峰。垒石层墉旧，明珠置泽重。无须谈将略，薄海尽尧风”的句子，[3]可见临浦江是宾阳县与上林县重要的水道。古临浦县旧址在今宾阳县新桥镇的临浦村，如今，村边的临浦江仍叫龙母江，拦截龙母江修建的水库名字也叫龙母水库。临浦村里尚遗存一古老的山井和山井庙，山井庙供奉的主要神祇叫“帝母”，“帝”在宾阳话中是本地的意思，“帝母”即本地人的祖母神，也即是龙母神。据临浦村的老人介绍，历史上向“帝母”神求雨求子很灵验，所以“帝母”神的香火很旺。看来，祖母神即龙母神在古大明山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连古南宁市地域的政区也以“龙母江县”来命名。

“罗波潭”在武鸣县罗波镇政府驻地的罗波圩旁，是一个水深达46米的古潭，潭边有著名的罗波庙，罗波镇就是因这一古潭和这一古庙而得名，这也是珠江流域唯一以“龙母”命名的乡镇。

“娅垌”是武鸣县城所在地的壮语地名，从这一地名我们可以知道，武鸣县城所在的土地在远祖时代就得到了开发，是“祖母流传给我们的祖宗田”。

这些以纪念远祖而命名的古地名信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环大明山地区是古骆越人的祖居地，是骆越人根之所在。

三、骆越铜鼓的故乡

铜鼓是骆越古国的标志性文物，骆越古国也因此被称为铜鼓王国。在骆越故地现存的出土铜鼓仅广西就有600多面，是世界上出土铜鼓最多的地区。骆越故地现存世最早的铜鼓是广西田东县锅盖岭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和越南东山、广西贵港罗泊湾、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但是万家坝型铜鼓和石寨山型铜鼓的创制源头在云南的万家坝和石寨山，因此广西田东县锅盖岭出土的万家坝型铜鼓和越南东山、广西贵港罗泊湾、广西西林普驮出土的石寨山型铜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骆越铜鼓。

最早记载骆越铜鼓的古籍是《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但是《后汉书·马援传》对马援所得铜鼓是早期骆越铜鼓还是晚期的骆越铜鼓并没有说，因此我们只能推断马援所得的铜鼓可能是当时东汉制作的晚期骆越铜鼓，而不能确定马援所得的铜鼓是早期骆越铜鼓。

目前学术界所公认是广西骆越故地所创制的铜鼓是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铜鼓，但是由于这几种型制的铜鼓出土时的随埋文物多是汉代至南朝时代的文物，因此学术界多认为这些型制的铜鼓是汉代至南朝时代的文物。[4]

骆越国灭亡的年代多数专家认为是在汉武帝元鼎年间，按照这一年代判断，广西所创制的铜鼓充其量只能是晚期的骆越铜鼓。

广西到底有没有早期的骆越铜鼓？也就是说，骆越古国的早期国都在不在广西？

骆越铜鼓的纹饰有几个特征：一是鼓面中央铸有太阳纹，二是鼓面或鼓腰铸有翔鹭纹，三是鼓腰多饰羽人纹和渡船纹。可以说，骆越古国的“国徽”就是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组成的。这几种纹饰反映了骆越人对太阳、鹭鸟和渡船的崇拜。这一文化习俗笔者认为都起源于骆越人的祖居地大明山地区。环大明山地区有一个著名的民间故事叫做《妈勒访天边》，故事说在远古时，有一天太阳沉下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升起，天下于是变得黑昏昏的，种庄稼庄稼不长，养猪猪不壮，连人也病倒了。后来是一个孕妇自告奋勇到天边去寻找太阳，她向着东方走啊走，儿子生下来后还是不停地走，最后母子二人用铜鼓唤起了沉睡的太阳，给天下带来光明和兴旺。这就是骆越人崇拜太阳并在铜鼓上铸上太阳纹的原因。至于骆越人崇拜鹭鸟和渡船的原因上文已经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当然，关于壮族铜鼓上的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的文化内涵，学者们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环大明山地区壮族民间传说对铜鼓上的太阳纹、鹭鸟纹和渡船纹的解释更具有原生态的特征，因而也就更具有文化发生学的意义。

武鸣县府城、宁武等地曾出土过几面铜鼓，这些铜鼓因无其他同地层的文物为佐证，有关专家参照其他地方出土的冷水冲型铜鼓的年代认为是隋唐时期的窑藏品。1974年大明山脚下的两江镇三联园艺场出土了一面铜鼓，伴随这面铜鼓出土的青铜器有铜剑、铜矛等，据发现者那院屯的韦国兴老人介绍，出土的青铜剑一共有2把，剑长50多厘米。这些铜剑的型制与附近的独山战国岩洞葬墓出土的相同，因此三联园艺场出土的铜鼓其年代应为战国时代。这是骆越早期的铜鼓，也是真正意义上的骆越铜鼓。

2004年3月，在两江镇三联村板潘屯后山岽很坡离三联园艺场不远处，修路的林业承包人员潘兴其等人又挖出了一大一小两面铜鼓，伴随这两面铜鼓出土有一把青铜短剑和一个铜铃。笔者曾亲自考察了这两面铜鼓出土的现场和其中出土的大铜鼓。这两面铜鼓出土的地点位于两江镇独山战国墓的正北面不远处，是一个巨墓形的大土坡，坡的东面是剑江，西边是赵江，地理位置较为特别，看来，古骆越人在这里埋鼓和剑是经过精心选择的。这座大土坡前后出土了五面铜鼓，很可能是骆越人的一个重要墓葬。笔者在板潘屯的潘兴其家里看到了其中的一面大铜鼓。出土的大铜鼓鼓面为80厘米，鼓高为60厘米。可惜出土时被挖土机的大铲勾出，已破残成两部分。这面铜鼓的鼓面装饰有蹲蛙和翔鹭纹，属冷水冲型铜鼓。从鼓的纹式和随藏的青铜剑和铜铃分析，这类铜鼓的年代应是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的冷水冲型铜鼓目前尚未见于文献，因此板潘屯出土的这四面铜鼓以及环大明山地区出土的同类型的冷水冲型铜鼓应是最早的冷水冲型铜鼓。

据三联村那院屯群众反映，他们屯的老人潘美仙在民国期间曾在岽很坡挖出一面铜鼓，潘美仙用来做道公的法器。后来这面铜鼓在战争年代遗失了。

广西骆越故地出土的铜鼓与国外骆越故地出土的铜鼓有何联系呢？

2000年，广西民族学院的万辅彬等学者对出土于越南东山文化遗址的大约2000年前的青铜器——58面越南铜鼓和伴生出土的14件其他青铜器的样品进行了铅同位素测定，并将数据与年代相似的7面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22面中国冷水冲型铜鼓样品，以及中国广西、云南矿石及古代冶矿遗物样品的铅同位素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其中一面中国铜鼓是在越南做好后，通过某种途径交流到中国的；又有6面越南铜鼓是在中国做好后，通过某种途径交流到越南东山文化区，或者是东山文化区的主人从中国运来矿料在东山文化区铸造的。这一研究成果证明了古骆越地域内的铜鼓文化有密切的交流关系，但总的来说，越南东山铜鼓文化受我国骆越铜鼓文化的影响更大。再联系大明山西南麓元龙坡出土的铸铜石范分析，最早的骆越铜鼓应创制于我国广西，创制于大明山西南麓。

骆越早期的冷水型铜鼓的出土，其意义非同一般，它以确实的证据证明，大明山西南麓是“骆越铜鼓”的发源地，是骆越古国的中心。

四、“镆铘”宝剑之国

大明山在古籍中又称为“镆铘山”。“镆铘”是古代越国著名的青铜宝剑，大明山被称为“镆铘山”是因为“昔有人得古剑于此，故名”。[5]人们传说，大明山是“镆铘”宝剑化龙而去后的躯干变成的，大明山实际就是“宝剑山”。

大明山这一美丽的传说曾激起了历代无数文人的创作灵感，他们咏赞大明山的诗词多以此为题材，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佳作。如明代壮族著名的文人，曾做过四川剑州知州的李璧所写的《镆铘山》诗：“仙人佩得镆铘还，误落飞泉第一湾；三尺精灵化龙去，空留万丈镆铘山。”又如明代临安府推官江鱼所写的《镆铘山》诗：“宝剑当年已化龙，青山留得削芙蓉；润涵海气时云雨，突起峰峦遍太空。南峙亦为天子锷，东来宜匹丈人峰；要知此地生豪杰，尽是英灵气所钟。”从这些诗句可知，在明代以前，古人就在大明山上发现过青铜古剑。

正因为大明山地区古代多处出土过青铜宝剑，所以大明山地区有许多以“剑”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主要有：

剑江。位于武鸣县两江镇，源出大明山达央峡谷，“达央”在壮语里也是剑江的意思。“达央”峡谷是著名的铜矿区，传说是壮族先民铸铜剑的地方，所以留下了“达央”（剑江）的地名。

镆铘村。即武鸣县马头镇板陆村，从明清两代到民国，板陆村一直叫“镆铘村”。传说这个村的山上发现过不少青铜剑，因此得了个“镆铘村”的美名。

镆铘寨。位于武鸣县马头镇全苏村朗三屯后山，山上还有山寨石城遗址，是大明山地区一处著名的古代驻防兵寨，也是因附近发现过青铜剑而得名。

莫阳村。“莫”在壮语中是墓的意思，“阳”也是壮语“剑”的汉语译音。“莫阳”的意思就是“宝剑的陵墓”。这里古代曾发现过青铜剑的古墓。

除了上述古代曾发现过青铜剑的地方外，近代发现青铜剑的古代遗址还有：

安等秧遗址。位于武鸣县马头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5年发掘墓葬85座，出土青铜剑15把。

独山岩洞葬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政府驻地附近，年代为战国，1986年发现，出土青铜剑4把。

三联园艺场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园艺场附近，年代为战国。197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两把。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一面冷水冲型铜鼓。

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遗址。位于武鸣县两江镇三联村板潘屯岽很坡，年代为战国，2004年发现，出土青铜剑一把。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两面冷水冲型铜鼓。

大明山西南麓出土青铜剑的地点远不止上述数目，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已无法统计民间到底发现了多少个埋藏青铜剑的地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许多出土的铜剑现在已成为师公和道公手中的法器，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大明山西南麓无疑是骆越故地出土青铜剑最多最集中的地区。

五、“召”——“骆越王”文化遗存的密码

作为骆越国的古都，大明山西南麓应该有“骆越王”文化的多种遗存。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史典籍的缺失，骆越人的后裔似乎已失掉了对“骆越王”的历史记忆。在环大明山地区一年多来的田野考察中，我们考察组的成员都无法判断在大明山深厚的文化沉淀中，哪一些是“骆越王”的文化遗存。一次偶然的机会，笔者看到了云南学者何正廷写的文章。何正廷在云南元江、文山等地调查侬智高部队落籍的情况时发现，侬智高的部队后裔对侬智高有一个很独特的称呼，叫“侬难召”，侬智高的后人有“农”、“越”、“刀”等多种姓氏，其实“召、越、刀”在古壮语中都是头领或王的意思。何正廷的文章使笔者理清了寻找“骆越王”在环大明山地区的文化遗存的思路。

著名的百越民族史专家韦庆稳先生在他的引起广泛注意的论文《试论百越民族的语言》中，考证了春秋时代的《越人歌》中用上古汉语记音的越语词“州”、“昭”、“朝”三字的上古越语字义，结论是这三个越语字的字义都是“王子”或“王府”的意思。至今云南的傣语和泰国的泰语，还称呼“王”为“?諬a:u”（昭），看来古越人在春秋战国时代，对“王”的称呼为“州”、“昭”、“朝”。这一对“王”的称呼虽然在现代壮语已经消失了，但在壮族山水地名中仍然以“活化石”的方式保留着，这就为我们破解大明山西南麓古骆越地区中的骆越王文化遗存“密码”提供了重要的钥匙。

在大明山西南麓，有许多音为“召、赵、朝、巢”的地名，如大明山庙叫“召王庙”，两江镇有“赵江”、“南朝庙”，陆斡镇凤林村有“南巢泉”等。其实这些地名都是纪念骆越王的文化遗存，“召王庙”就是骆越王庙，“赵江”就是骆越王江，“南朝庙”也是骆越王庙，“南巢泉”就是骆越王泉。

大明山庙曾有人把它附会为“商纣王”庙，这一说法曾使笔者一时间堕入五里云雾中，因为大明山庙是经清代的思恩府知府李彦章修整并改名的，如果当时大明山庙所供的神祇为“商纣王”，那么，作为鼓吹礼教而闻名的地方官李彦章决不会为暴虐残民的“昏君”庙修整并题名。看来“召王庙”并不是“商纣王庙”，而是骆越王庙。

赵江是流经武鸣县两江镇政府驻地的一条重要河流。这一条江的周围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与赵江合流的江叫剑江，剑江壮语名叫“达央”，“达”是河流的意思，“央”是剑的意思。在“达央”的周边，曾出土了许多战国时代的青铜宝剑。“达央”的上游，就是闻名全广西的两江铜矿区。“达央”河中，堆积着许多含有铜矿的卵石。现在两江的农民仍在“达央”河中捡拾铜矿石卖给铜矿老板。可以推断，“剑江”即“达央”在骆越时代肯定是骆越王炼铜铸剑的地方。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这条江为什么叫“剑江”，并且在沿江周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铜剑出土。两江就是“骆越王铸剑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赵江”的支流“汉溪”上，有一段布满了数百块古磨刀石的山谷，老百姓都说这是骆越王兵马驻扎磨刀剑的地方。虽然这一传说还缺乏历史典籍的佐证，但是那满山沟像新石器时代砺石的石块，确使给人一种历史的壮阔之感，引起人们对骆越王千军万马磨刀霍霍抗击秦始皇大军的悲壮遐思。

在赵江一带的村屯中，流传了许多骆越王的故事。人们说独山是骆越王的战马变的，聚群村的马鞍山是骆越王遗留的马鞍变的。当年秦始皇的大军追杀骆越王的军队，骆越王的兵马退回到大明山脚下，正当追兵铺天盖地拥上来时，龙母神从大明山顶上甩下了两匹红布，红布变成了两条宽阔的大路，骆越王的兵马沿大路躲进了大明山中。而当秦军追上来时，这两条红布化成的大路一瞬间变成了两朵红云飘上了龙头山顶，秦军无路可上只能望山兴叹。广泛流传的故事往往是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影子。大明山众多的骆越王传说故事说明，历史上骆越王确实在这一带生活和战斗过，并且受到了骆越人的拥戴。环大明山地区至今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叫做“达汪节”，“达汪节”也叫“大（音代）王节”，在每年农历的七月二十举行纪念“达汪”逝世的追思仪式。关于“达汪”之死，环大明山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条谚语：“十七达汪伤，十八达汪死，十九做棺木，二十葬达汪。”从这一条谚语可见壮族人对“达汪”的世代哀思。“达汪”到底是否骆越王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但每年的农历的七月十三至七月二十，环大明山地区的壮族人都要过纪念各路亡魂的“鬼节”，“鬼节”到“达汪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达汪”节就是壮族人的“国殇节”。从遍布广西各地的“大王庙”、“大王滩”、“大王岭”的地名来看，“达汪”或“大王”在壮族民间有很深的影响。

六、文物和古经书显露的骆将和“郎兵”风貌

骆越是称雄于岭南的一代方国，据《史记·南越尉佗列传》，司马贞注说：“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曰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曰令长也。”骆越人有自己的王侯将相，这一事实史不绝书。这些王侯将相的具体名称当然不会像中原一模一样，如上所述，王的名称壮族先民称之为“召”（也写成诏、赵、朝、周、巢、刀、造），“召”是壮语“头”的转音。骆越王也称为“召宏”或“召佬”，“宏”和“佬”在壮语里都是大的意思，“召宏”和“召佬”就是大王的意思。“召佬”在现代壮语中的引申义已变为“远古时代”的时间名词。偏安越南的骆越王“召雄”，史书把他音意合译为“雄王”，其实“雄王”也是大王的意思。在大明山地区师公所传唱的经书《唱古世间》中有“岜是（即大明山）高呀高，公郎管上方”“众背双箭弩，守公郎领地”的句子，“公郎”在《布洛陀经诗》中也称作“郎佬”，经书中述说古代发生过一次很大的洪水，把天下都淹没了，只有“郎佬”的山坡、“遨山”的山坡和“州眉”的山坳没有淹到，“遨山”和“州眉”到底是指哪里，专家们对此尚无定论，但是“郎佬”的山坡明显是指大明山，因为大明山在骆越人生活的范围中是最高的山，这一记载与大明山的洪水传说也相吻合。“郎”在壮语中是“联络一群”的意思，“公郎”是联络一群人的首领，“郎佬”就是大首领。在《唱古世间》的经文中，“公郎”是推举产生的。看来，骆越王在大明山地区建国初期，国土面积较小时的名称就叫做“公郎”或“郎佬”。在大明山地区壮族师公舞中有两个重要的角色，一个叫做“骆垌”，一个叫“乜娘”，这两个人都是传说中古代的将军和女神。有意思的是越南古史《鸿庞（hong bang）氏传》载，古骆越时代“尊其雄长者为主，号曰雄王，国号文郎国。置其次为将相，相曰雒将（lac tuong），王子曰官郎（quan lang），女曰媚娘（mi nuong），百司曰蒲正（bo chinh）”。雄王的王子叫“官郎”，这和大明山骆越王初期的称呼“公郎”的音义基本一样。“雒将”较接近的译音应为“骆垌”，意为“骆越垌官”。看来，古骆越不管迁都何处，王、侯、将、相的名称都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