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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和商毅都有权力否决参政院通过的议案。

第四卷 纵横篇 第二一六章 参政院（下）

商毅将自己拟定好的参政院制度交给内阁的众人过目，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应。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类似的政治制度，但毕竟商毅对这个时代的欧州议会，以及古罗马时代的议会制度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几位内阁成员，包括大部份的官员，对议会制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国人的理解实力从来就不差，尽管参政院的形式的运行方式，实际己经很接近于近现代的议会，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参政院目前的功能只是参政，并没有立法权和决策权，说直白一点，也就是像内阁或商毅提出一些建议，供他们参考，至于内阁或商毅釆不釆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由于议员资格必须都是非政府官员，也就是全部来自于民间，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变像的向民间求言方式。

向民间求言，在明代以前中国历朝都有过。有时是皇帝下旨向民间征集言路，也有的朝代设有专门的机构，都是表示皇帝开明布公，广开言路的治国理政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也能反应一部份民意民情。

在秦汉以前，这种民间直接对皇帝上言，或皇帝主动向民间征言的事例发生的比较多，这是因为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建全，一些真正有才学的人找不到出头的门道，直接上言也是一种机会。由其是在战国时期，有不少人就是借这一途进，凭借一笔文章，或者自己的著作，一举由民间进身入朝堂，实行从平民到官员的华丽转身。

但这种上言制度毕竞太不规范，又过于片面，而且也有不少人为得到晋身的机会，故意标新立异，或夸大其词，或愤世嫉俗，或阿谀奉承，在秦汉之后，靠这种方式晋的例子己经大大减少了，而唐宋之后，由于科举制度形成，官员选择已经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因此向民间征集言论的像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到了明朝，干脆就取消了向民间征集言论这一制度。而清朝走得更为极端，连四品以下的官员都不许直接向皇帝上书。但能通过科举做官的读书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官能做得长久的则更少，而士大夫这个阶层历来都有议论朝政的习惯，由其是在宋明两代，太学生、士大夫一直以来都关注着国家的政治局面，也出现过不少由士大夫一层发起，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的事情。

在明朝，由其是在明末时期，各种书院、学社都是士大夫们议论国策，发表自已政治观点的场所。比如最著名的东林书院，在形成之初，顾宪诚、高攀龙等东林首领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影响着国家政治。在后期还有复社、几社等组织。

虽然现在南京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很强，在统治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类似东林、复社这里有广泛影响影响力的组织，但在时局稳定之后，类似的组织是肯定会出现，除非商毅也学后世的清廷一样，规定三十人以上集会者，既为非法。

其实像东林也好、复社也好，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出现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果运用得好，还会对国家政治起到相当的监督作用，关建是怎样加以引导和控制，一是制定一个大家都尊守的规则，二是不让一方独大，形成几方势力互相牵制。但在这方面，明朝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当时的万历皇帝，釆用的又是一种最消及的对策，干脆不理事，结果造成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局面，却朝着无控的方向发展，最后到了真的无法控制。

和明朝相比，在商毅来到这个时代之前，就是一个政党林立，各类政团、社团组织遍地的世界，因此商毅这方面是有足够的经验。设立参政院也包括这个目地，不是想议论朝政吗？不是要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吗？那就全部都集中到参政院来，可以在这里尽情的表达。但想要让政府釆纳你的意见，对不起，请先说服其他议员，至少要获得半数以上的人同意。

因此这就不是靠什么标新立异，愤世嫉俗，或者是大讲仁义道德，就能够说服其他人，而是要拿出切切实实的理由，照顾多方面的利益，至少也是大部份人的利益，才能够通过自己提出的议案。而且内阁和商毅还都有权力，否决参政院通过的议案。

本来这一条是让商毅觉得最心虚的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现在的参议院，实际的参政意义几乎等于零，只要是通过的议案不合内阁，或商毅的心意，就可以立马否决。但却出乎商毅意料的是，谁都没有对这一点提出质疑，相反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个时代来说，君主否定臣下提出的建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需要任合理由的。

弄明白了这一点，商毅也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内阁通过了成立参政院的决议之后，商毅立刻命人去请吴甡、史可法、黄宗羲、姜日广、高弘图五个人到自己的王府来。

南京失守之后，在浙江定居的前明官员有二十余人，在商毅迁移到南京之后，有一部份留在杭州，也有一部份被商毅请到南京来。这五个人就是被请到南京来的一部份之中。因为他们五人在前明遗臣中的地位比较高，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中，也俱有比较高的声望，如果把他们都拉进参政院来，对商毅和南京政府的声望，对士大夫阶层的认同感，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参政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方机构，不算官员，他们加入进来，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

按照商毅的想法，这些人将不做为各地推选的参政院议员，而是由内阁出面邀请的第一届参政院议员，同时还打算让他们担任执委会的执委；包括议长，商毅也希望由吴甡、史可法、黄宗羲三人中的一人来出任。

但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告，吴甡和黄宗羲要求见商毅。

商毅也怔了一怔，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不过在前明遗臣中，几乎从来没有人来找过自已，反到是商毅主动请了他们两次，来商议一些政务。现在吴甡和黄宗羲要求见自己，可能是有什么事吧。命人把他们请到自己的会客室去，而商毅也亲自在会客室的门口站立，等侯迎接他们。因为对于这批人，商毅一向都比较注重礼遇。

不一会儿，卫兵领着吴甡和黄宗羲进来，商毅上前两步，拱手道：“吴阁老，南雷先生，一向可好。我们到是多日没见了。”

虽然现在吴甡早己不在是明朝的内阁首辅，但商毅还是用这个称乎，表示对他的尊重。因为在明朝遗臣中，吴甡的资格最老，而且和商毅的关纟也是最好。另外虽然商毅己经正式称王，但并没有制定礼仪，因此也没有什么三叩九拜大礼，双方见前，还是拱手作揖。不过商毅主动先向两人行礼，也表示对他们尊重。

吴甡和黄宗羲也赶忙还礼，道：“商王爷一向可好。”

互相见礼之后，商毅又将他们请进会客室，分主宾落座。商毅这才道：“两位找我，有什么事吗？”

吴甡和黄宗羲互相看了一眼，黄宗羲才干咳了一声，道：“商王爷，我们来见王爷，确实是有一件事情，想请王爷网开一面。”

商毅怔了一怔，两人来找自己，肯定是有事，但现在用了网开一面这个词，那可就不会是一般的事情，因为这一般是用在请求宽恕某人的意思中，黄宗羲可不是会用错成语的人，商毅也想莫非是他们有朋友犯事了，才来求自己宽恕，因此也道：“是什么事情，南雷先生请直言无访。”

黄宗羲的神色也有点尴尬，毕竟如果不是没有办法，他也绝不会来求商毅，顿了一顿，道：“事情是这样，在下有一名挚友，是苏州昆山人，因为与他人为财产起了一些争端，牵连了一些事情受人诬告，现在被关押在苏州府里，因此想请王爷出面，查明真像。”

商毅听了，也不由有些重视起来，难道说在南京政府的司法系统里，己经出现了执法不公，贪赃枉法的现像，涉及到财产争端问题，向执法人员行贿，这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个苗头可不能让他发展下去，因此也正色道：“南雷先生，你放心吧，如果诬告属实，我必然严惩不贷。”

黄宗羲忙道：“商王爷，你误会了，不是你想的那样？”

商毅也有些糊涂了，道：“不是我想的那样？南雷先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吴甡道：“商王爷，事情是这样的，太冲的这位朋友是从广西刚刚回来，涉及到家中的一些财产争端，因此对方诬告他私通南方，才被江苏府关押。”

商毅怔了一怔，这才明白，原来是政治问题。

第四卷 纵横篇 第二一七章 另一位宗师（上）

不过想想也对，虽然吴甡、黄宗羲等人有官职，但社会影响力不小，而且商毅对他们也还比较礼遇，如果是一般性质的产财纠纷，有他们出面，也就差不多了，就算他们敲不定，最多是去找王夫之或李岩出面，没必要捅到自己这里来。但政治问题，则又另当别论了。

既然是黄宗羲的朋友，一定不会一般人，不是东林就是复社，起码和他们也有一定的关系，而且又是从广西回来，估计就是和永历朝廷有点关纟，甚致可能在永历朝廷里当过官，因此被人抓住这一点不放，进行诬告，到是很有可能。当然也不排除这个人真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到是要先调查清楚，不能妄下结论。

于是商毅道：“南雷先生，你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是怎样和别人起的争端。”

黄宗羲道：“他姓顾，名炎武，字宁人。”

商毅听了，差一点从椅子上站起来，顾炎武，这不是明末清初三大宗师中的又一位吗？自己曾经派人去他的老家昆山县找过他，但自从南京失守之后，顾炎武就南下投靠了当时是隆武朝廷，一直就没有再回到昆山，怎么现在他又回来了，而且还在自己的治下吃了官司，不过顾炎武曾是复社的成员，属于东林的傍系，而且和黄宗羲确实认识，两人还有过一些学术交流，因此也笑道：“原来是亭林先生，我是久仰大名了。”

黄宗羲先是一怔，随后又想起来，以前商毅曾引用过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这一段话，他听说过顾炎武，到并不是客气话。而且听这口气，商毅对顾炎武的印像似乎还不错，心里又是一喜，这么看来，顾炎武的这场官司，到是有着落了。因此也点了点头，道：“就是他。”

商毅笑道：“如果是他，到是不用怀疑，我马上下令到苏州府，先将亭林先生释放出来，不过俱体是怎么回事，我总要弄清楚。”

黄宗羲赶忙道：“多谢王爷。不过这件事情还牵连到了昆山叶家。”

商毅听了，也不仅苦笑了一声，原来还扯到叶家去了。昆山叶家在苏州也算是一个豪族，商毅接管了苏州府的时候，叶家到是很快就倒向商毅，而在商毅称了靖北王之后，曾经托人想和叶瑶瑱认亲，这在中国古代是常有的事情，借用同姓的优势，和皇宫里的某位嫔妃认成亲属，双方各取所需，内外互助，反正宗族的事情，谁都说不清楚。但被叶瑶瑱婉言谢绝了，不过在昆山一带，却仍有这种传言，说叶家和叶瑶瑱是同宗。估计这件官司也有一点这个因素在里面。

而这场官司的经过是这样的，现在的家主名叫叶方恒，和顾炎武是同乡，两人还七拐八弯的有一点亲戚关系，因为叶、顾两家都是昆山的豪族。

在崇桢末年，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芾及兄长顾缃去世，他的堂兄顾维、叔父顾叶墅和他发生了家产之争，因为顾炎武是过继之子，因此叔父和堂兄都不想让他继承过多的家产，双方闹得不可开交，甚至顾炎武的家宅几次被人洗劫及纵火焚烧，被迫搬了家。

虽然最后顾炎武分到一部分家产，但也亏了不少钱财，加之他交友甚广，耗资颇多，经济上也开始出现紧张，因此不得已把家里的八百亩地抵押给了叶方恒，以换取一些周转的钱财。

但叶方恒见顾炎武急于套现，因此拼命压价，而由于迫于困境，顾炎武只得接受比实际价格低了一半的费用，将田地抵押给了叶方恒，当然叶方恒这样做虽然有些不地道，但也无可厚非，从他的立场说，少花一分是一分，这时双方也算是合法交易。但田产典押之后，叶方恒还迟迟不肯付款，后经顾炎武多次请求，两年过后才讨回一部分款项，明朝灭亡之后，而顾炎武为复国奔走，又有几年不在昆山，结果剩下的钱叶方恒一直都没付。

等顾炎武回到昆山之后，因为家庭生活拮居，当然又去向叶方恒讨要剩下的钱，但这时顾家已元气大伤，早己不在是豪族旺门，因此叶方恒就更加不想付款，而是准备赖掉剩下的欠帐。但顾炎武的性格本来就是十分刚烈，当初叶方恒拼命压价，就让顾炎武很不爽，现在居然还想懒帐，顾炎武自然不会答应，也威胁叶方恒要到苏州府去状告叶方恒。

虽然顾家巳经衰弱了，但当初白纸黑字，压据收条都写得清楚，叶方恒也知道这官司打到苏州府去，自己八成要输，而且现在是商毅当政，各地政府到不敢乱来，行贿恐怕也不好使，于是也来了一个先发制人，到苏州去告称顾炎武是永历朝廷派到南京地区来的奸细。

正好顾家有一个家仆世奴叫陆通，随着顾炎武把地抵押给了叶方恒之后，他也随地一起，到了叶方恒家里，成了叶家的家仆世奴，受叶方恒的指使，出面指证顾炎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