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八回 九一八东北沦陷 一二八淞沪抗战(1 / 2)
第六八回九一八东北沦陷一二八淞沪抗战(下)
蒋介石暗杀邓演达、威逼胡汉民的暴行,导致了反蒋力量的重新组合。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胡汉民、汪精卫拒绝出席,但却在幕后操纵反蒋势力,伺机发难。蒋介石在会上致开幕词,他一字不提日本的侵略行为,却竭力指责国民党内部“自己捣乱自己,破坏政府威信,增加党国困难”。不料,会议期间,中央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等人突然发难,联名发表《弹劾蒋中正提案》,列举其横征暴敛、排除异己、毁法乱纪、奴役人民等罪状,要求蒋介石立即下野。接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林森、孙科、唐生智等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即行隐退。众口一词,齐声喊打,让蒋介石猝不及防,顿时乱了手脚。上海的汪精卫、广州的胡汉民也遥相呼应,接连通电逼蒋下野。蒋介石深知众怒难犯,自为韬晦,向大会递交了辞呈。12月15日,于右任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数日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飞往奉化,返乡归田。
蒋介石走后,国民党中央会议选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新一届内阁走马上任,立即遇到了财政危机和外交危机两大难题。原来,国民政府长期穷兵黩武,军费开支浩大,国库入不敷出。孙科上台时,经济早已破产;各省地方长官心存芥蒂,有意截留税款,拒绝上缴中央国库。江浙财阀不但不予支持,反而上门逼债,多方掣肘。江浙两省的军事长官们又连连电催,要求增加军费。闹得孙科政府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外交方面,孙科任命“铁腕外交家”陈友仁为外交部长,实行“强硬外交政策”,提出“收复东北失地”的口号,宣布与日本绝交。孙科电令张学良“出兵锦州,收复失地”。然而,孙科政府空有电令,却没有军权。中央嫡系军队仍被蒋介石控制,地方军队又派系林立,拥兵自重,不听指挥。孙科政府的积极抗日,仅限于空喊口号,毫无实际作用。
相反,日本政府利用孙科的强硬外交口号,积极增兵上海,致使沪宁上空,战云密布,阴霾重重。结果,日军的猖狂挑衅和孙科政府的高度无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震怒,纷纷指责孙科政府“空言抗日,欺骗民众”。各地爱国学生再次汇集南京,举行抗日救国大示威。孙科政府遂效法前任,站到爱国学生的对立面,动用大批军警,实行镇压,并把爱国学生押解出境。于是,孙科政府重蹈蒋介石之覆辙,也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孙科政府上台才二十余天,便陷入了内外交困、难以支撑的政治危机之中。万般无奈之下,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林森、孙科出面,邀请蒋介石重返中枢,共商大计。一时间,风向大变,中央委员、各省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奉化,邀请蒋介石“驾回南京,主持党国大局”。蒋介石喜上眉梢,精神大振,立即发表通电,宣称:“国事危殆,唯余复出,尚有挽救希望。余决计立即赴京,效命国难。”随即电邀汪精卫一同赴京,重组南京政府。于是,蒋、汪二人如同妙手善变的魔术师,又化戾气为祥和,再次实现新合作。
1月23日,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到达南京,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改组政府。蒋介石指责孙科政府“妄逞一时血气,毫无通盘计划,贸然与日本绝交,孤注一掷,国必灭亡”。骂得孙科狗血喷头,唯唯称是,急忙表态:“一月以来,奔走呼号,心力交瘁,未能挽救国难,实属我等无能。幸蒙蒋、汪二公入京,主持中枢大计,我等惟有集体辞职,以谢国人。”于是,短命的孙科政府,诞生不足一月,就此夭折。
孙科走后,蒋介石和汪精卫一唱一和,互相推荐,瓜分权力。蒋介石举荐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举荐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常委会惟有批准,任由汪精卫、蒋介石重新组阁。蒋介石重掌军权,昼夜忙碌,在各部门安插亲信,抢夺权力;正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忽闻日军在上海挑起战端。
1932年1月28日,日军悍然出动,在上海挑起战争。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狂妄叫嚣:“四小时之内即可占领上海。”指挥海军陆战队六千人分数路向闸北区发起猛烈进攻。刚调防上海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抵抗,打响了气壮山河的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奋战三昼夜,将日军阻止在上海郊外。日军撤换了盐泽,改派直田谦吉为总司令,增兵至三万人,配以三百两装甲车,一百多架飞机,向上海市区大举进攻。十九路军不足二万兵力,在市区东郊顽强抵抗,浴血奋战。敌军狂轰滥炸,战场一片火海;阵地化为灰烬,军心坚如铁石。蒋光鼐、蔡廷锴亲临战阵,沉着指挥,全体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勇猛还击,又顽强坚守两天,给敌人造成重大杀伤,以血肉之躯挡住了日军的疯狂进攻。第六日,日本陆军部再次增派一个师团,从吴淞附近登陆,从侧背向十九路军发起新的进攻,战火漫延至江湾一带,战况空前激烈。蒋光鼐泣血致电南京政府,请求速派援兵。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商讨应对之策。蒋介石情绪低落,满脸丧气地道:“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冯玉祥大为不满,击桌怒道:“岂可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十九路军浴血抗战,以寡敌众。战事危急,政府岂能坐视不理?”蒋介石无言以对。冯玉祥继续讲道:“十九路军勇赴国难,全国民众情绪激昂,军心民心不容忽视。政府应火速增兵上海,抵御外侮,以顺应民意。”会议经过争论,确定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策略。会后,张治中将军自报奋勇,请缨杀敌。蒋介石为各方压力所迫,同意张治中率领第五军投入上海战场。但却告诫张治中道:“军情隐秘,第五军只能以十九路军的名义参战。”张治中带领第五军赶赴上海,与十九路军并肩喋血,激烈拼杀,在庙行、蕴藻浜一带重创日军。
中国军队的英勇抗战,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上海各界民众的有力支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定》,号召人们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积极参战;上海工人、学生组成五十多支义勇军,直接奔赴战场。海外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捐钱捐物,支援十九路军。国民党左派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杨杏佛等人,在交通大学内组建了伤病医院,全体医务人员不领薪水,义务救护伤员,为淞沪抗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军民齐心协力,共赴国难,阻止了日寇的野蛮进攻。
二月中旬,日军在进攻受挫后,撤换了直田谦吉的职务,改派陆军大臣白川为总司令,再次增兵两个师团,飞机三百架,战舰三十艘,航空母舰三艘,使侵沪日军总兵力达十万人,超过中国守军二倍以上。日军调整部署,发动了第二轮更为疯狂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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