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2 / 2）

1985年3月29日，天气终于转晴。早饭后，和浩然上街买回笔记本，录音带，上海彩色水笔。上午，采访张松林的老师陈耀武的时候，浩然对我说：采访对象讲第一遍时，不要打断人家，自己的脑子里要考虑，要构思，哪些还需要深挖的，等他第一遍谈完了，再提问，作详细地了解。有了材料，写作的时候再裁裁剪剪就行了。就像在集镇上买木材，先看一遍，需要什么木材，回过头来再买。

午休后，浩然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刘国玺写了一封信，由我上如东县邮局投邮。

晚饭后，趁天气晴好，浩然领着我在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我俩边走边谈，我有意把话题往他的创作上引，对很多敏感问题，他不回避，谈得极其坦率、真诚，我深受教育，再一次感到浩然人格力量的伟大。他说：《喜鹊登枝》是我的成名作，1956年发表的。我写好后，先给了《丑小鸭》编辑部的韩映山，韩映山当时已经成名了，我还是个业余作者，属无名之辈。我迫切盼望他的回信，左等，右等，过了些日子，没等到意见，我就打电话问，他说：“已经退给你了。”这下我可急了。我没有收到呀！我就到他编辑部去找。到处找遍了，硬是找不到。我就说：“韩老师！请你打开抽屉，让我看看。”他把抽屉一打开，好家伙，我的稿子原封未动，锁在他的抽屉里，根本就没有拆开。这下，他有些难为情了。一定要我把稿子放在他那里，等他看看再说。我当时年轻，也拉不下脸面，就依了他的。等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是稿子不能用。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真实。我问究竟是哪里不真实？能不能讲具体一点。他说：“韩兴老头不应该看林雨泉的日记本。一个老头，怎么会看年轻人的日记本呢？”我说：“怎么不能看呢？日记本本来就是韩兴老头给女儿买的嘛！在林雨泉桌上发现了，感到奇怪，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不管怎么说，他反正认为这篇作品是不能用的。我不服气，接着把作品寄给了《北京文艺》，很快，《北京文艺》的两个女编辑给我回信了，认为作品很好，会尽快发表出来。这篇作品当时如果发不出，在1957年以后也是能发表出来的。因为那时非常需要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当时很快发表出来了，对我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一篇接着一篇的写，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创作上，不会打扑克，不会下象棋，什么都不会。打扑克是在1978年，别人哄着我学了一阵，我都很紧张，生怕出错了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后来，我成了写新人新事的典型。从1956年写到196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这要付出多少心血呀！

我又问：《艳阳天》是在1956年以前就写出了初稿吧？

浩然说：是呀！写了30多万字的稿子。还写了几部中篇，例如《烈火真金》，就是写抢麦子的。我给了几家刊物，都说写得好，就是拿不准，后来投给一家刊物，也不说用，也不退给我，这样拖着，拖到了大跃进年代，大气候不适宜了，没有用出来。不过，这些中篇都在我写《艳阳天》的时候用进去了，更加化开来了。我写《艳阳天》的时候，多有激情呀，一天几千字，万把字，人也不觉得累。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老百姓家里，蹲在炕上，就着煤油灯写。《艳阳天》120万字，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月，从麦收开始到麦收上场，其中第一卷的时间跨度只有三天三夜，这在长篇小说创作史上还没有过的。不过，现在再那样写也恐怕不行了，进展太慢了。我那时是觉得抓住一个好东西，不展开，不写透，太可惜了。萧长春、焦淑红、小石头都是有原型的。萧长春的模特儿叫萧永顺，今年61岁了。婚姻也是那么一回事。只有小石头是移过来的。在另外一个农业社，有个人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为了阻挡办合作社的带头人把社办起来，就非常恶毒地把他的孩子投到水井里淹死了。大脚焦二菊和韩百安开始设置的不是夫妻关系，就是在《收获》发表时也还不是夫妻关系，是姐弟关系。后来，出书时改过来的。好家伙！这一改出戏了。越改越有味。所以，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

我问：到眼前为止，你还有没发表出来的作品吗？

他说：有哇！那都是1956年以前写的。

我问：1956年以前写的，当你成名之后，没有拿出来发表吗？

他说：1956年以后发表的许多篇，都是在那之前写的，不过做了许多改动。思想水平提高了，对原有的生活素材有了新的认识，在修改的过程中，选取了新的角度。表现手法也不一样了。就包括《金光大道》在内，当时都有了个初稿。《金光大道》的后两卷我已经写好了，现在放在那里的，等待机会出版。

我问：那为什么还有作品没发表出来呢！

他说：两个原因：一是我后来写顺手了，觉得要写的新东西很多，总是想等到把新东西写得差不多了，再去改那些旧作。可是，新的东西太多了，一写就没有个完。改编旧东西，还不如写篇新东西。所以一直顾不上回头改旧作。我从那时候起，如果不遇上“反右”，不遇上“文化大革命”，就那么写下来，还不断读点古今中外名著，吸收一些好的东西，我恐怕比现在写的还要多，还要好。“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才34岁，多年轻呀！正是风华正茂之时。我遭受到的损失是没有人给我平反，没有人给我落实政策的。我学的东西还是少了些。我毕竟是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人呀！受的艺术熏陶是民间的那些东西。评剧我非常喜欢。我甚至能大段大段地背。对于外国的东西就接受得少一些。我现在在认真的补课。唉！年岁不饶人呀！脑子不如年轻时那样好使了。记忆力也大大减退了。

我问：你在《艳阳天》发表之前，给周立波写过信。你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什么时候呢？

他说：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在《红旗》杂志当编辑的时候。周立波写完了《山乡巨变》，大约是1962年吧！他回到北京，原有的房子被别人占了。中国作家协会给他在王府井弄了一套新房子。我上门去约他为《红旗》杂志写稿。一见面，周立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不像某些人那样老奸巨猾。

他又告诉我：我到《红旗》杂志去工作，是因为当时陈伯达提出要把《红旗》杂志办活点，要发点小说之类的作品。要调个作家去当编辑，便于和作家们交朋友。便于组稿。因为我各方面出身都好，又年轻，又有作品，就要调我去。北京市作家协会就不同意，要调我当专业作家。胡乔木同志在《红旗》杂志负责，亲自找我谈话，找北京市作家协会的负责同志做工作，这样很快就把我调去了。我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接触了许多作家。到省里面去约稿，都是省里的主要负责同志接待，作为政治任务对待。那时的《红旗》杂志在人们心目中威望很高，不像现在。我无论到哪个省，省委的负责同志就把省内的第一流名作家通知去与我见面，规定为《红旗》写稿，并限定在什么时候交稿。一到时间，稿子就准时来了。那期间《红旗》发了不少的好作品，像周立波的《xxx》《xxx》两篇，杨朔的《雪浪花》等等。

我问：你跟杨朔又是在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他说：那年在海南岛，我们住在同一个宾馆里，我和杨朔、李准住在一栋，还有几位作家住在另一栋。杨朔是个好人啦！散文写得美极了。真是个怪事，他一辈子没结婚。当时，李准敢于跟他开玩笑，说是要给他检查检查。我可不敢跟他开玩笑，他比我大呀！怎么好意思开玩笑呢？我也不问他为什么不结婚？李准那样跟他开玩笑，我听了都脸红。可更加奇怪的事是，前两年突然冒出一个他的女儿来，在报上发表文章，纪念她的爸爸杨朔。这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问我的人生经历，我讲，他听得很认真，不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

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

1985年3月30日，我们来如东后的第二个晴天。早晨，我陪浩然在招待所院内的水泥场坪里散步，初春的阳光照耀，浑身暖融融的。在通向厨房的水泥甬道上，我们遇见《新华日报》的一位年轻记者，曾在南公园饭店采访过浩然。浩然和记者打过招呼，进食堂用早餐。饭后，他朝水泥甬道东侧的楼房里仔细观望，一会儿踮起脚，望楼上，一会儿透过松柏树缝隙，望底层楼里。突然，只见他招了一下手，又是那个《新华日报》的年轻记者跑过来了，穿着一件银灰色长风衣，样子很清秀。据我观察，他对记者围着他采访，拍照，并不像某些人那样欢迎，热衷。他觉得那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时间和精力。此刻，他主动招呼这位记者干什么呢？首先他问：你这次来如东干什么呢？当他得知，记者是来如东团县委采访有关的人和事时，他连忙说：请你代我向团县委致意，并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同时，我向他们推荐一个优秀青年张松林，他今年不满三十岁，农大毕业，共产党员，放着现存的铁饭碗不端，优越的家庭条件不享受，组织了六个年轻人，到黄海边上，开发海涂，办起了自联垦牧场。遇到三次大的灾害，房屋被台风刮倒三次，跟他联合办垦牧场的青年都走了，有的去贩鲜货，有的去下小海，有的去当泥木工，而他没有打退堂鼓，一直是打升堂鼓，失败了，又再来干。父母亲劝他回去莫干了，何必瘦肉不吃，要吃猪皮，因办场欠下的国家贷款，他们给他凑齐，把他赎回来。张松林不干。父母生气了，非要他回来不可。倔强的小伙子就表示，你们硬要逼我回来，我就跳海算了。儿子的坚强决心，反而感动了年过半百，历经沧桑的父母，转而支持他的工作。现在，他的工作又干得红红火火的了。县、市，甚至是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他都很重视。但是，摆在他面前的困难还是不会少。他既不是一个胜利者，也不是一个失败者，他和我们八十年代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是个寻找者。在有些人眼里，认为他不是个万元户，不值得重视。我认为，他既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敢于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他的财富都是凭汗水，凭心血创造的。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钻国家空子，搞商品买卖发财。多少海涂有待我们去开发。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张松林！

听了他的话，记者笑了笑，说：好，我替你转达。记者走了，浩然苦笑了一下，摇摇头说：我既是希望团县委重视张松林，又何尝不是鼓动你记者同志去采访，去宣传张松林呢？你是办《新华青年报》的呀！张松林对青年人，多有指导意义呀！不知是小伙子不灵活，还是思想认识水平不高。你有的是时间嘛！为什么不可以今天跟着我们一道下去跑一趟呢？！

他一有机会，就为张松林呼吁，宣传。

他又激动地对我说：我现在完全被张松林的事迹迷住了。我想在这里多住些时候，把张松林的文章写完再走，至少得搭个架子。关于我去南通讲课的事，给金振林挂个电话，把我放在最后一个讲。如今的事情真奇怪，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硬拖着你去讲课，不管怎么说也推不掉。我这个人又面子软，就怕抵面，人家讲得几句好话，我精神的防线就全崩溃了。怎么办呢？盛情难却。人家一片诚意，满怀希望，你不能使人家失望，扫人家的脸面呀！尤其是那些教师、学生。我就怕学生围着要你题字。我没那么快。我要坐下来仔细想想才行。大庭广众给人题字，那是诗人的事，小说家应付不了那种场面。小说家只能塑造人物，描绘形象。一旦到了那种场合，不题字也得题，你又不能逃跑，有什么办法呢？！本来嘛！作家就是埋头写作，作家就是凭作品说话，作家的一切都在作品里面。作家只擅长写，不会讲。抛头露面，发表演说，那是政治家干的事。那是靠逻辑思维，不是形象思维。与作家是两码事儿。作家是靠形象思维。人家硬要逼着去讲，只好去讲罗。有时候也难免讲塌场。俗话说：文人不见面，见面松一半。作家只会写，不会讲。可有些人却以为会写就必然会讲。

这时，吉普车来了，如东县原副县长、现任政府顾问金德福，县政府办副主任徐春林，陪同浩然和我，乘车前往张松林的自联垦牧场参观采访。阳光照耀，道路两旁一望无垠的田地里，麦青，草绿，油菜葱郁。我们到达的时候，张松林已经进掘港镇办事去了，只有他的妻子正在饲养雪白的长毛兔。这个女子长得清秀漂亮，瓜子脸蛋，齐耳短发，苗条身材，说话温柔，举止文静，穿着白大褂，内里露出天蓝色的羽绒衣，配搭十分得体。她要丢下手里的活，替我们沏茶。浩然连忙阻止，要她领着参观鸭房，兔房。浩然边看边连声说好。参观完了，浩然站在门外，望着一望无际，人烟稀少的海涂，感慨地说：荒凉，寂寞，没有雄心大志的人是不会到这里来创业的。

他走到屋后的匡河边，看见正从水上飞起一只尖嘴，黑羽，两腿细长血红的鸟儿，问我：这是什么鸟？我摇摇头。徐春林介绍，那是潮头鸟，它们总是在海潮到来之前，叽叽鸣叫着，给下海的渔人们报信。对这种鸟，渔人们是不许捕捉的。

河边的土地上种着绿油油的蔬菜，其中一种圆形叶片，铺地生长，油绿水光的蔬菜格外引人注目。我好奇地向徐春林打听其名称。徐主任介绍：本地人称其为黑菜，生命力极其旺盛。我走到河边，伸手采了一片叶，用舌头舔了舔，咸咸的。浩然问：给它们浇什么水呀？

一个手挥鎯头，正在敲击水泥板的小伙子搭话：它们和我们一样喝的天水。小伙子身边放一部收音机，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等待》。他生怕我们不明白他话里的含义，尽可能用带着浓重的如东口音的夹生普通话给我们解释：这里的水不能喝，我们用水缸接天上落下来的雨水浇菜、饮用。

浩然悄声对我说：他们过的这种生活真苦！文化娱乐也享受不到。我真想买部电视机送给他们，可这里又没有电。他显得焦躁不安，十分惋惜。

我心里想：就凭你那几个稿费，经得起几送。我没有说出口。因为我由此更加看到了浩然那颗纯洁无瑕的心，我不愿刺伤他。实际我知道，他并不宽裕。最近出版的《浩然文集》没有稿费。文集共500万字，如果有稿费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可第一集出版，只给了300元印数费。他还寄给春风文艺出版社30元，自己购书送人。文集中编入的《艳阳天》第三卷才有稿费。轮到该集出版，还不知等到哪年哪月呀！人家写部中篇，这里选登，那里转载，弄来弄去二三十次之多，稿费抵得上他写一辈子所得到的报酬。《金光大道》近百万字没有分文报酬，《西沙儿女》不仅没有分文报酬，还怄了一肚子气。如今，他还想的是给张松林买电视机，改善文化生活。他就像《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山水情》中的罗小山那样，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装他自己。真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如今像他这样表里一致的作家有多少呢？

11时30分，驶车往如东县耐盐植物园。途中，我问身旁的徐春林，他和人合作写成出版的长篇小说叫什么名字，徐春林说：《映天红》，30多万字，是1977年出版的，三人合作，每人分得300多元稿费。浩然马上说：这本书我有？徐春林惊讶地问：你怎么会有的呢？

浩然说：嗨！那时候，无论哪家出版社出版了新书，都会送给我的。目前，赠送给我的大型期刊有80多种，报纸有60多种，我哪有那么多时间看啦！只挑好的看。其余的让它全堆在屋里，简直成了灾。北京的业余作家到了我家只要他们愿意要，我就让他们随便挑，刊物报纸到了他们手上，比积压在我手上产生的作用要大得多。你那本书我是看过的，淡黄色的底子，衬着映天红几个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徐春林激动地说：这本书出版快十年了，您还记得这么清清楚楚，我感到很荣幸。请您给我多指教。

我们在如东县耐盐植物园吃中饭。浩然反复叮嘱这里的负责人小黄，不要搞特殊招待。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金德福问：你喜爱吃什么东西，你就讲。我们生怕你在这里生活不习惯。以前，上面有不少的会议到我们这里开，也有不少的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来了，我们就用海鲜品招待呀！譬如虾子，只用酱油、醋沾一沾，生吃。他们吃起来有味，猛吃。结果，拉肚子。反而批评是我们的东西不卫生。头一次吃海鲜品，要尽量少吃点，同时喝一点白酒，可以防止拉稀。你从北京到我们这黄海边上来一回不容易，您想吃什么，您就讲吧！

浩然：我有饭吃饱就行了。徐春林：你不会没有喜爱呀！浩然说：我呀！就喜欢吃蕃芋，吃小米稀饭。蕃芋在你们这里叫红薯，还是叫白薯？小黄连连说：白薯！白薯！

午饭后休息，浩然连衣和人躺了一个小时就起床了。下午2时30分，听北坎乡九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吴介绍张松林的情况。浩然对吴支书强调：在张松林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吴支书你帮助他，鼓励他；在张松林扬名的时候，也希望你能及时地给张松林敲警钟，不要骄傲自满，不要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浩然这样告诫别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光明磊落，一寸不染。我从他嘴里得知，他的老伴比他大五岁，是旧社会包办的婚姻。北方有个习惯，男的很小就订婚，找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进门，好当一个正劳动力使用。他二十岁生第一个儿子，他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结了婚，跟他住在一起，大孙子满5岁了。大儿子身高1.82米。小儿子正在念中国政法大学。1958年生了女儿春水，现为中学教师，个子高，篮球打得好。春水很清高，国家篮球队几次挑她去，她就是不愿去。她喜欢躲在家里看看书，偷偷地写写东西。写了也不给他看。一次，浩然趁女儿不在家，翻看了她的一篇作品，还算写得不错，语言有个性，虽然也少不了学生腔，但总算是她自己的不是抄来的。她只能写城市生活，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不熟悉农村生活呀！女儿征求他的意见，要把作品往外寄。他不赞成，还要她多练笔。如果作品质量不高，寄到了编辑部，会使他在编辑部工作的那些老朋友为难。还让她压一压，憋足劲了，再往外冲出去。春水就因为是他的女儿，找对象为了难。她本来就身材高挑，相貌俊俏，再加之她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一般人家的小伙子一听她是浩然的女儿就马上打了退堂鼓，不敢高攀她。实际上，他这做父亲的，根本没有半点门当户对的想法，更不想高攀。可是，你总不能写个广告，让人家知道呀！春水又清高自傲，即使心中看中了哪个小伙子，又不肯主动向别人表露，像他一样，自尊心特别强。不过结果总算很好，找了个称心如意的女婿，是他在京郊一个老朋友、老同事的儿子，身材、相貌跟春水相称，人很聪明，厚道，当过兵，后调一家国营工厂宣传科工作，现在正在大学进修两年，单位让他拿大专文凭。小两口为了工作和写作，暂时不要小孩。他和老伴都尊重女儿女婿的决定和选择。这就是他美满的家庭。而当初在他出了名，成了作家，尤其是《艳阳天》出版后，有不少的大学生、中学生给他写信求爱，他从没有动摇过半点。一个人出了名，有了钱，在生活作风上严格要求自己，也是很不容易的。中国的老百姓最看重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他与老伴相濡以沫，日子过得幸福美满。他说他很知足。

下午4时，我们驱车如东县贝类产供销技术开发试验站采访。回到耐盐植物园吃晚饭。白薯，稀饭加咸菜。浩然吃得很喜欢，很开心。

夜8时，我们才返回招待所。浩然对我讲：如东县的基层干部都有水平，不是那种昏昏庸庸度日子的人。有这样好的干部队伍，如东县的经济振兴大有希望。

十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

1985年3月31日，天气更加晴朗。早饭后，我和浩然上街找理发店理发，边走边谈。他说：刘绍棠爱讲，会讲，不讲就憋得慌。他做什么事情都憋着一股劲儿。绍棠打成了右派后，他的三个儿子倒是更加争气，更加勤奋，都升了大学。如果是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他的三个儿子很难说都能考上大学。绍棠的妻子是归国华侨，在中学任教，为人特别厚道，就是我们到他家去了，她都怕与我们说话。绍棠打成右派期间，就靠那之前的三万元稿费存款维持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绍棠没挨什么整，反正他被下放农村，不在单位上，人家都忘记了他，没人整他，所在大队的乡亲们还待他特别的好。中国农民是最善良的阶级。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绍棠开始是北京代表团的副团长，被陈某某他们选掉了。他原先还打算在大会上发言，我叫他别发言了，一发言，理事都会选不上。他听了我的。北京的四只小天鹅：王蒙、从维熙、刘绍棠、邓友梅。其余三个都得意了，唯独绍棠不得意，不痛快。大会上，丁玲也没选上副主席，是向中央报告后候补上去的。你看这多难为情。丁玲就是不会搞权术。她多么好的条件，多么老的资历，却偏偏没有选上去。

上午10时，如东县兵房中学王建华来访。他对浩然说：我们全校师生听说您到如东来了，师生员工都想见见您。我爸爸在这里工作，他是如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任如东县进修学校校长。我知道您很忙。到了学校，再到我家，请您看看我设计的火柴盒图样。吴强同志到过我们这里。我们没有什么招待，就是海货。你到我们如东来，我们感到很荣幸。

浩然说：任务很紧。昨天晚上市里来电话，要我4月1日赶去启东县参加县文联的成立大会。你看这样好不好？等我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我和远新到你们那里去一趟，看看老师，学生就不见面了。我不会说呀！我如果能留到本月5号的话，我争取去。我现在对于在这里掌握到的生活素材，像复习课本一样，再复习一面。我一直没看到有关介绍张松林的文章。我写个小稿，先给《南通日报》发一下。我很怕讲话。你看，我和远新在一起都是把门关上的。我对气候不适应，感冒了。我脑子里全是张松林，进入了那境界，就出不来了。如果硬要我到启东去参加县文联成立大会，我就转身到你们那儿去一下。去的时候，我会事先与你联系。

王建华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一叠画作，一张张给我俩介绍：“我设计火柴画，酒瓶画，也集邮。这都是我设计的作品。”他要求浩然给他题词。浩然对他的艺术追求给予鼓励、赞扬。他稍作思索，泼墨挥毫，在宣纸上写下：“采艺术灵气，燃思想火花，点滴集聚，持之以恒。祝愿王建华同志大业成功。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王建华很激动，又要求浩然给他父亲题词，并写下他父亲的名字，递到浩然手上。浩然沉吟了一下，挥笔写道：“山高江长黄海深，难比老教师一颗心。敬书群众之意。王冠千老先生留念。浩然一九八五年于如东。”

我当时本想借机向浩然讨幅墨宝，一则考虑到他太劳累，太辛苦，二则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就没有开口。不想这机会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此次，他用碳索笔为我题词，后来，他给我写过很多信，为我的作品集《中国刑警大扫黑》作序，我邀请他到汉寿县采访讲学，我全家到三河市登门看望他，我们留下很多合影，我也留下了很多他的讲话录音，就缺少他的一幅墨宝。这成为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3月31日晚饭后，浩然对我说：要想得到真实生动的生活素材，只有微服私访才是最有效的途径。于是，他领着我和南通电视台的两位年轻记者，经由烈士陵园悄悄绕进了掘港小学，面对如画的校园，浩然赞叹：我几乎走遍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看到这么优美的农村小学，还是第一次。即使是北京、上海、天津那些大城市里也找不出。这简直是一幅优美的画呀！他又说：每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教师都是杰出的画家，为每一个学生描绘出最新最美的前景。

十一绿色是世界的灵魂

1985年4月1日夜晚，天空星光朦胧，地上蛙声隐约，我和浩然正打算外去散步，突然如东县掘港小学教师蔡萍、吴彩虹等来访，要求浩然给她们谈谈文学。

浩然：文学需要有一种气氛，什么地方搞什么的人多，就会出现一大批。北京因为有诗人，就出现一批学诗的。通县活跃在文坛上的刘绍棠、丛维熙、李希凡，我一个。仅一个县，可以找出30个出过书的人。神秘感是一种阻碍。因为大家相互影响，觉得你有那个条件，我也有这个条件，甚至还要好，你能干的，我也能干。

蔡萍、吴彩虹老师代表掘港小学请浩然到她们学校给全校师生讲话。浩然对她俩说：我顶多只能和老师们见见面。蔡萍：孩子们很欢迎你呢！浩然：孩子们对我不了解啦！要通过多方解释才知道还有这么个人。现在是霍元甲、陈真的天下。我要是有一身武功，能教孩子们舞棍弄棒，那可能会受到欢迎。我看先等一等再去讲，一是等我身体恢复了，我就去你们学校讲讲自己的创作体会吧。我到南通的第一天就感冒了，一直不见好，身子始终不舒服，但也不发烧。随着天气好转，我的感冒应该就要好了。二是等更多地熟悉了这里的生活，我和远新、金振林，都还想在这儿多留一段时间，多交几个朋友，多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那样和孩子们对话就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蔡萍、吴彩虹追问大部头《艳阳天》的创作经过。浩然：我写《艳阳天》之前，没有一篇作品是在太阳底下写出来的，全是晚上写的。你写小说，人家就讲呀，同一个单位别的记者下去了，你不下去，人家也有话说。在《红旗》杂志做编辑了，我白天才有点时间写。一人一个大办公室，我和关锋轮流上班半天。那一年我写了一百个短篇。无论在哪里，我写作的地方必须是干干净净的，不然我干不了。我一般是晚上起草，中午修改。一到晚上，我和妻子分工，各自照看一个小孩，先给小孩洗手洗脚，哄着入睡后，赶快去写。孩子喜欢尿床，等到我写了去端尿，已经尿在床上了。你们当教师的搞文学创作对教育也有促进。许多教育家，也是文学家。学校领导要支持，老师也应该为学校着想。你们县成立了文联，会好一些。100万人的大县，应该成立文联。我们现在写的儿童文学，不是给小孩子看的，是给大人看的。我当爷爷了，准备写一组幼儿文学给孙子们看。目前搞文学的同志都有一种困惑，书都订不出去。我的《浩然文集》第二集的订数还不到一万册，书店不订，你毫无办法。书店负责订书的人一看是什么传奇、大侠、武打，他才肯订。我的《浩然文集》是10卷，我的《浩然选集》是4卷，两种订数都不是很理想。因为出了书卖不出去，导致有些搞文学的人也改行了。这不是好现象。

我这次写一篇关于张松林的作品，仅几千字的篇幅，要花多大的精力呀！仅下去采访就是四次。南通电视台的两个记者来拍我下乡体验生活的镜头，要在如东县城附近找个地方，拍几个镜头。我不同意，我这次采访的是张松林，县城近郊我没有去，要我弄虚作假，我决不干。不说现在，过后想起来我都受不了。由于我的坚持，他们才同意到张松林那儿去拍。这才算有点意思。大的方面我是从不让步，从不妥协的，至于鸡毛蒜皮的事我从不计较。什么武打，传奇，什么意识流，这些路子我不能走。赶形势的作品，我也不想写了。如果要赶形势，我也会的呀！把萧长春、高大泉写成左的产物，把弯弯绕写成英雄人物。这样我也可以得奖。但我不能那样干呀！我也顶多还能干七八年。干再长时间不现实了。60多岁了写长篇，根本受不了啦！巴金、茅盾先生，他们的长篇都是什么时候弄出来的呀？！年纪轻，身体好，脑子灵，才能写长篇。你们学校组织学生开发海涂的资料要好好保存，我搞创作，还是侧重挖掘五六十年代那段生活，那是多么宝贵呀！霍元甲呀，陈真呀，占了学生不少时间。这种现状不是某一个文艺家、教育家能改变得了的。

蔡萍、吴彩虹刚走，如东县掘港小学《小绿叶》文学社总辅导员，33岁的青年教师何剑明来访，他请求浩然为他主编的内部小报《小绿叶》题词。浩然爽快应允，并立即挥毫题写：

绿色是春天的使者；绿色是生命的摇篮；绿色是人类的希望；绿色是世界的灵魂……祝福你，组成绿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绿叶！

题赠如东县掘港小学校小绿叶文学社

浩然

1985年4月1日如东

何剑明表示：掘港小学要对他举行欢迎仪式。浩然坚决反对：那绝对不行。那会令孩子们反感，给孩子们留下坏印象。只召开小型座谈会，面对面地交流，气氛亲切轻松，那才会收到好的效果。浩然对何剑明在教学之余，既坚持自己从事业余创作，又花大量的精力办好《小绿叶》，培养小作者的行为给予高度赞扬，鼓励他坚持数年，必有收获。他强调：无论任何时候，无论任何人，要想当作家，必须首先具备做个好人的资格。要不然的话，你是个品质很坏的人，怎么能写出优秀作品呢？俗话说文如其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浩然说：1981年，就是我女儿春水结婚的那一年，我从大堆来信来稿中，发现有一封盐城来的信很特别，写信人姓孙，是一个身体有伤残的青年。他希望我向他当地的领导呼吁一下，对他的业余创作给予支持。我给盐城文化馆的同志写了信，请他们支持这个青年。文化馆的馆长和一个干部去了他家，鼓励他，支持他。他又给我写了信，我又给他寄了两本杂志。正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这个村有一个孤老头死了，怀疑是这个小伙子杀死的，把他抓起来了。文化馆的姓陈的同志马上想到我的信还在他手上，赶紧去把信取来了。姓孙的青年承认了是他杀了那老头。我很想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得知，公安局对他作出的结论是谋财害命。像这样的人，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怎么能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呢？大丰县还有个业余作者，是教师，业余创作二十多年，没有发表一个字，但平时表现很优秀。我帮助他在《庄稼人》发表了第一篇，才200来字，对他鼓励很大，接下去他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而且质量上一篇比一篇好。

浩然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通县有个小青年，关在家里写长篇，他爸爸是我过去的老熟人，想通过我帮帮他。我在写长篇，步行二十里，到了他家里，我一看，不行，劝他到乡下的老家去写。果然，半年以后见了成效，在《北京日报》农村版发了小说，得了奖。后来，我去济东采访回来，特地去看了他。他有心脏病，书呆子，我们去了，他仍然写个不停，不知道给客人倒水。现在他专门写小小说，写了一百多篇，质量特别好，我向《北京文学》推荐了一组共14篇，我给每篇写了点评文章。可直到现在，这个编辑不务正业，印什么福尔摩斯去了。那14篇稿子现在还没有发出来。这个作者的字写得好极了，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美观大方。他是平谷县东皋乡赵家坞村的人。

十二我一直是追着时代的脚步走的

1985年4月2日夜，没有安排采访活动，也没有来访者，难得的清闲时光。我和浩然坐在招待所下榻的房间里聊天。

浩然：当初《艳阳天》发行500万册，翻译成多种文字。仅在日本，《艳阳天》就发行了10万册。这都成为过去了。作家不能吃老本。如果吃老本，没有新作不断问世，就被读者忘记了。我从五十岁生日那天开始写自己的自传体长篇，这一是为了出新作，二是不想跟风，三是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总结，四是对读者有个交代。但我总觉得心里不安，因为我一直是追着时代的脚步走的，塑造了萧长春、高大全等一大批公而忘私的革命英雄形象，深受读者喜爱。改革开放以后，我却没有写出几个新时期的人物。自从去年在河北蠡县创作会议之后，我就深入现实农村，寻找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我要创作出一批新的作品。我在《追赶者的几句话》一文中吐露了自己的这一心声。此文发表在《北京文学》1985年2期。我写了《男大当婚》之后，接着创作我的《乡村三部曲》，这一组作品中的第一部是《寡妇门前》，第二部是《终生大事》，相继发表在1984年辽宁《春风》丛刊，1985年发表第三部《半路夫妻》。我出身农民，我坚持为农民写，因而受到农民的喜爱和欢迎。坚持一辈子为农民鼓与呼不动摇，这就是我的创作目标。

我听着他的话，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我与他一样，也是农民的儿子，只是他出生在燕山脚下，我出生在西洞庭湖畔，他表现的是北方农民，我表现的是南方农民，就艺术水准而言我距离他很远，但就创作方向来讲，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来讲，我完全可以向他靠近，做到与他一模一样。我暗暗定下了这个目标。

十三办事不认真就不是我

1985年4月3日，阴转晴。一早，浩然把《题赠小绿叶文学社》一文拿给我看，说：你看内容行不行？我仔细看了看说：你前天晚上不是已经给小绿叶文学社题写过了吗？怎么又费这么大功夫重写？他说：对前天写的我不满意。越是给小朋友们写的，越要认真，越要讲究质量。办事不认真就不是我。对小朋友不真诚就不是我。你给我挑挑刺吧！我手握散发着墨汁清香的稿件，认真拜读。

题赠小绿叶文学社

绿色是春天的使者；绿色是生命的摇篮；绿色是人类的希望；绿色是世界的灵魂……

没有绿色，就没有万紫千红的春天，就没有欢腾跳跃的生命，人类也难以繁衍下去，世界将会死亡……

伟大，神圣的绿色，可亲可敬的绿色，是由一片又一片的，普普通通的小绿叶们团结组合而成的。

天底下的小绿叶众多得无法计其数；无其数的小绿叶各自独具特点，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样的两片。这如同我们祖国需要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人才一样：需要教育家、科学家、作家、诗人、医生、司机、理发师、售货员，以及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辛勤劳动的工人、农民、牧民、渔夫等等，等等。

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缺少哪一种行业接班的后继者，都会使美满的社会结构变得残破而畸形。那结果是极为可怕的！

我们要爱各种各样的小绿叶，爱各种各样的社会职业：只要他对春天，对生命，对人类，对世界有益而无害，就要给予真挚的，深切的爱。

小朋友们，都来作一片美化春天的小绿叶吧！都来做一片可以调节气候，阻挡风沙，可以喂牛羊，饲鸭兔，可以燃烧发热，成为灰烬而后肥田的小绿叶吧！都来作一片鼓舞人心，活跃世界的小绿叶吧！

祝福你，构成绿色一切的一片一片的小绿叶！

浩然

1985年4月1日于如东县

（注：这是浩然同志在给何剑明同志的题词基础上改写的。）

下午1时40分，我午休后起床，浩然开门来到我房子里，拿着《题赠小绿叶文学社》的稿子，说：你看，险些弄错了几个地方。在小朋友们眼里我是权威，那影响多不好。于是，他指着我抄在笔记本上的他这文章，要我改正过来，我不禁脸红了。我抄的时候就为什么没发现呢？他走进自己房子里，感慨地说：为了这件事，花了我多少时间啊！是啊！他昨晚熬了一夜写成，今天连中午都没休息，还在仔细推敲斟酌。小朋友们知道了，一定会受到感动。

十四人的一生要为时代的前进做点贡献

1985年4月3日，晴。下午，浩然在掘港小学发表讲话：

我的父亲是个破产的农民，灾害把他逼到开滦煤矿当窖化子。有一个开滦小学，是工头的子女才能上学。还有一个教育馆，收容穷人家的孩子入学。多大的面积呢？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三十多年以后，我去看，地震以后还没有倒，操场是黑土，人也是黑的。我八九岁，没看到有谁穿过一双白袜子，因为一穿就是黑的。念了三年书，我母亲把我带到宝坻县，这是我的外祖母家，与蓟县一河之隔。这时我父亲死了，不久我母亲也死了。我自己挑起了生活的担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座的同学们都爱好文学，我不是凭这三年半小学当作家的，我后来发奋自学补上了作家应有的知识。你们靠近烈士陵园，不应只当一个风景，应当学些烈士精神。烈士们为了今天的生活，流尽了鲜血，才换来今天的环境。小朋友们应成为一个诚实的人，热情的人，有理想的人，有本事的人。什么是诚实呢？就是诚诚恳恳的为人，扎扎实实的做事。什么是热情呢？热情就是会爱会恨，爱好人好事，恨坏人坏事，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老师，爱大自然，爱一草一木，不欺压人，这就是我认为的热情。

理想，就是生活的目标，长大了做什么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为时代的前进做点贡献，为人类留下一点东西。起码要当一个有益他人，而无害他人的人。

什么是本事？就是知识。书本的知识，实践的知识，就是保证要有实现理想的能力。

希望小朋友们做这样的人。

前天校长和几位老师到我那儿去，要我给小绿叶文学社写几个字，尽管我不会写字，我还是题了几个字，但没有尽意，在原来的几句话上做了注解。

老师是用口头向学生搞教育的，我是躲在角落里，用文学向小朋友进行教育的。

同学们爱好文学，我作为长辈，很高兴。我喜欢这个“小绿叶”文学社的名字。我题的几句话，是我对人生的理解。作为我对你们的希望。

我们的时代，需要大量的诗人、文学家。建设社会需要两个轮子，物资财富，精神财富。无论缺少了哪一只轮子，即使是平板车也会停止前进。物资财富的创造者，是工人、农民。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同学们想当的文学家，包括在座的老师。随着时代的前进，物质和精神的创造者会合二为一。

我希望同学们当文学家。那么，应具备什么条件呢？

第一，希望同学们从小就要关心国家大事，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为什么呢？只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才有认识生活的武器和能力。社会生活经作家的大脑反映，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表现出来。要搞好文学，没有革命理论是不行的。世界上有反动的作家，有进步的作家，但没有一个糊涂虫、傻瓜蛋会成为作家。一个不知什么是丑，什么是美的人，怎么也不会成名成家的。同学们还小，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第二，从小就要接触社会生活。杨远新同志听到你们开发海涂的实迹，跑到这里来了解，感动了他。这就是社会生活，你们家与姑家，姨家，与左邻右舍地接触，这就是社会生活。用政治理论化解，认识，渐渐积累起来。一个作家的童年生活是他创作一生中取之不尽的宝库。即使我跑到了你们这里，我还是动用我童年的生活，补充我的作品。

第三，从小就要注意到文学方面的修养。多看点书，多听点民间故事，要看看地方的戏，因为它们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流传到今天。你们将来要当作家，就要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再看外国的。你们小绿叶文学社的同学看电影，与一般观众看不同。不要看《霍元甲》，那是不真实的东西。那是湘江哄外国人的。不要只看热闹，要思索。这样才能具备文学修养。

第四，从小要丰富自己的语言，文学实际上是语言学。通过自己的语言，向人们表达自己的人生观，表达自己要对人们说的话。语言来自两方面，一种是从书本上，这是流。一种是源，就是从父母，从外婆，从祖母的语言中学。外婆是工人，就有工人的语言。外婆是农民，就有农民的语言。不仅要学，而且要用。用在作文里面。文学是语言的创造。从书本上来，从群众中来，还要根据自己作品的需要，变成自己的语言。语言丰富，才能成为有前途的作家。有些作家是从书本到书本。这是没有前途的。也是不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

第五，同学们爱好文学，爱好与理想的实现，是有一定距离的。同学们长大了，理想也可能会改变。不管做什么职业，有语文知识，有写作水平，都是有益的。任何人都离不开文字，譬如说：你想当一个教育家，光讲还不行，还要用文字表达。没有文字表达，只能是一个“匠”人。还要学外文。同学们或发现自己没有当作家的基础了。就不爱文学了。想当作家，就偏科，历史、地理、数理化都不学了。这是不行的。一个作家，必须具备各方面的知识。不然，会变成畸形发展的。希望小绿叶永远的绿下去。有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老师哺育你们，你们中间一定会出现作家，诗人。只要我不死，我在北京迎接你们。希望在那里相逢。在我家给你们做拿手的饭，给你们包饺子。

在这种场面，我说一个想法，前面是对同学们讲的。这里，我对老师们讲一句话，我们是同行，都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搞教育责任重大。总说新旧交替，说实在话，现在才是真正的新旧交替。老师很难当，作家也很难当。我的写作，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写作的。我是十七岁搞写作，十四岁搞革命才开始看《冀东日报》，那时根本不看文章前面或后面的三个字，不知道文章是人写的，以为天生就有的。搞青年工作了，要给报社写文章，才知道的。我是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的思想，才当作家的。我是用笔做教育工作的。不管人们怎么讲，我是这样看。把政治代替艺术也好，把艺术代替了政治也好，对立起来也好。不能因为过去有过失，就否定文学的教育作用。我和搞教育工作的同志，都是希望人们接受这个观点。即使是山高，花美，河长，也是为了让人们接受你的观点。有一个日本很反动的女作家，跟我辩论起来了，她认为文学不是为了宣传，我说不可能，只要拿起笔来写，就有自己宣传的观点。她马上指着墙上的长城画，说这里，宣传什么？我说是为了宣传热爱祖国山河的思想。我希望大家认真对待教学这一神圣工作。我写作是认真的。哪怕是到掘港小学来，我也认真准备。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了四百万字，没有分文稿费，我也写。一提写作的人，就是名利，我不承认。我开始拿到了四毛钱稿费，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说名利思想，我是到了文艺界才有的。

搞教育的同志，与搞文学的，都是为了宣传，过去，在江浙一带，叶圣陶先生，鲁迅先生，都是搞教育的。许杰同志的小说也是写得很好的。他们都是搞教育出生的。文学与教育是不能分开的。我的女儿是做教育工作的，这是我帮她选择的。我的女儿个高，一米七几，我的儿子都是一米八几，四条大汉。女同志不外乎三项工作：文艺，教育，医务。搞文艺，她的爸爸误入了歧途，搞跳跳蹦蹦，只能几年。你们搞教育，为孩子们写点作品，你们熟悉孩子们的生活，写起来生动。给孩子们写，写孩子们，也会促进教师们对孩子的了解。我希望老师们根据自己的可能给孩子们写点作品。我的女儿教初中，插队以后高考差三分，我让她考了师范戴帽的，两年的中专。毕业了教初中，多少作业呀！要说挤出一点时间，作为业余爱好也不是不可能的。一天挤出一小时，一个星期就是一天的工作日。

我给同学们谈了那一些，可能是有很多不对的东西。但都是我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我不了解孩子们的接受能力。我希望把我所讲的，去粗取精，作为有用的东西。我今天特地刮刮脸，精神一些。让孩子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应该来，我如果不来做点工作的话，就不算一个真正的作家。是一个名利追逐者。我希望对他们起点鼓励作用。我不来，我会不安的。前两天启东县成立文联，要我去，我当时正是结穗的时候，我怕打断，我没有去。那么多作者们希望见到我，我却没有去，心里很难受的。我希望老师们把我说的话，输送到同学们脑子里去，起到好的作用。

十五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

1985年4月6日，阴。上午，浩然在如东县文学艺术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

我到这个地方来以后，觉得很好。我总是把苏中的人民与上海外滩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很有燕赵山民们的特点，厚道，热情，不仅保留了中华民族古老的东西，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没有陌生的感受。也有弱点，特别固执，自以为是。只要认定这个作家，就觉得他什么都会干。我本来书法一般，不敢亮丑，可这里的同志硬是把我当成书法家来要求，拿起墨笔让我写，很难，还要求我会讲。如果如东县计划生育不好，就只差让我生个孩子了。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作家，但又是作家队伍中很特殊的一批人中的一个，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最多，我拿起笔来的时候，已经有五亿多农民了，政治中心又是在北方，这促使我萌动起搞文学创作的追求。我的家乡是冀东根据地。我的家乡实际上是河北宝坻县，就是小靳庄，邢燕子、侯隽那个县。离北京比较近，接收到的新东西很多。算是得天独厚。

这时出现一批作家有一个特点，当他们拿起笔来时，确实不是为了当作家。不是为了名和利。我14岁才看到报纸，17岁开始写作。《河北青年日报》创刊，我才知道文章是人写的。我一天写诗十首，二十首，寄给编辑部，等一阵，一卷退回来。反正也发表不了。我第一次收到稿费4毛钱。拿到钱不知道是干什么。我找到了那篇稿子，像范进中举一样，高喊我文章上报了。

看到了写作的功能，我才永远不能放弃写作。我住在老大娘家，我从院子里看到她哭，娘家只有她一个人，父亲病了是她赡养，安葬，欠了账，父亲死了，村上不让她继承财产。我就写了一封读者来信给党报。几个月以后，《河北日报》转给了通县地委，很快就解决了。我又去了，老大嫂马上给烙饼摊鸡蛋。

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分三类：一是听了《讲话》，从城市走向农村的。二是从农村长，进了城，为了革命需要，又回到农村的。三是农村生，农村长，写农村的。我是站在农民中间，写农民自己。

作家是人精。我在这些人精里面闯了三十年。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又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1958年，为了不让我下乡，就是为了不让我在乡下写作。这倒逼着我想出了新的办法。当时我在市委政治组的写作组，掌握的先进人物比较多，我一番比较之后，就写王国福。市委就叫我写一本书，我就去写王国福。刚写了个头，《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准写真人真事，市委赶快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以前写过的《金光大道》初稿，把王国福这个人作为演员拉进来，写成了现在的《金光大道》。没过几天，就是西沙战争。

我正在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共分五卷。第一卷童年，第二卷少年，第三卷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第四卷“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是受了伤的战士，第五卷粉碎四人帮以后，全社会都在回顾，反思，我是如何跟上来的。这些年我体会到：钱能造富，也能致祸。政治变了脸，作家倒了霉。

1985年3月20日夜至4月6日夜

于如东县第二招待所5栋302室

2014年5月10日夜至10月9日夜改于北京 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