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节（1 / 2）

所以，仁爱不是好东西。

仁爱不好，礼乐更加要不得，因为礼乐是用来给仁爱遮丑的。这样虚假骗人的玩意，怎么会是好东西？何况仁爱越是需要礼乐来装饰，岂非越是证明仁爱有问题？礼乐越是漂亮，则仁爱岂非越是丑陋？

虚假的美掩饰着真实的丑，这就是韩非眼中的礼乐与仁爱。于是，韩非就这样用他内容与形式的矛盾论，逻辑地同时否定了仁爱与礼乐。

可惜这个逻辑前提是韩非的，不是孔子的。孔子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论者。在他看来，没有内容，形式就没有必要；没有形式，内容也无法表现。子贡就说，内容好比皮，形式好比毛，哪个可以不要？如果去掉毛，虎皮豹皮与狗皮羊皮，又有什么区别？31

儒家与法家，简直鸡同鸭讲。

不过，如果墨子再世，却会同意韩非。事实上墨法两家虽然根本对立，却相互同情，因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只不过，墨子讲“天下之利”，韩非讲“军国之利”；墨子讲“庶民之用”，韩非讲“君主之用”。但主张讲功利，讲实用，则是一样的。32

那么，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

因为墨子认为兼爱管用。墨子说，只要做到“兼相爱，交相利”，诸侯之间就不战争，大夫之间就不掠夺，庶民之间就不残害，天下也就太平。33

所以，兼爱是必需的，礼乐则没有用。

韩非则认为，兼爱、仁爱、礼乐，都没有用。韩非说，儒家和墨家都鼓吹先王爱民如子。然而怎么样呢？人民照样犯罪，君王也照样杀人。这就怪了。那些人不是已经得到了慈父慈母般的疼爱吗？为什么还要犯罪？可见爱不管用。你爱他也好，不爱他也罢，他该犯罪，还犯罪。既然如此，那你爱他干什么？

爱不但没用，还误国。

韩非说，楚国有个良民，父亲偷了羊，他去官府举报，结果被官员杀死，罪名是“不孝”。鲁国有个孝子，因为家有老父，每次打仗都贪生怕死，结果孔子推荐他做官，理由是“仁孝”。楚国那个人，是忠于国家的，却背叛了父亲。鲁国那个人，是孝顺父亲的，却背叛了国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国之忠臣，却为父之逆子；父之孝子，却为国之叛徒。仁爱孝悌，能要吗？不能！

何况仁爱也未必能够培养孝子。韩非说，一个浪子不成器，父母、乡亲、师长，爱他也好，训他也罢，他都置若罔闻。只有官府来抓他，他才乖了。为什么？害怕。让人害怕，比兼爱和仁爱都管用。34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证明这一点。

这故事说，伍子胥逃出楚国，被守关的官吏捕获。子胥说，大王通缉我，是想要我一颗宝贵的珍珠，不过现在已经丢了。你要是把我送回国，大王问起来，我只好说珍珠被你私吞，你看着办吧！

结果，那守关之吏把伍子胥放了。35

由此可见，管用的不是什么爱，而是威胁利诱，严刑峻法。这就是韩非的剑。

毫无疑问，这是庶人剑。

韩非举起庶人剑，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韩非之所处，已是战国晚期。这时，历史已经从贵族和君子的时代，变成了平民和小人的时代。理想主义成为绝响，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才是主旋律。从商鞅到韩非，法家后来居上成为新时代的代言人，正是时代精神所使然。

然而理想主义从来就不可或缺。事实上，正是这些未必能够实现的理想，保证了中华文明不至于像亚述文明和罗马文明那样，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消亡。更有趣的是，孔子和孟子代表的儒家，墨子代表的墨家，杨朱、老子和庄子代表的道家，社会理想又各不相同。也正是这些不同的理想，包括韩非代表的法家主张，凝聚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智慧，体现出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值。这是极其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非常值得我们去追寻，去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