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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几个礼拜，我逐渐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作息不会再像之前那样日夜颠倒，常常把午餐当成早餐，有几次甚至连晚餐都懒得吃了，直到半夜四五点肚子饿了才跑出去买消夜。

在回到云林的隔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习惯性地走到洗手台前，戴上已经是高度近视，将近九百度的隐形眼镜之后，仔细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这段时间的消沉，让我的脸颊消瘦了一些，不熟的人也许看不太出来，但熟人看见我的第一个反应，大概是马上问我这段日子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说了吧？你最近到底干嘛？」我的大学同学一看见我，劈头就问。他就是在小机盃的前一个晚上，提醒我隔天有比赛的那个人。

「你又知道可以说囉？」

「因为你看起来好多啦！」他说，「至少不像之前那样死气沉沉了。」

我真正和他成为朋友，是在我砍掉对面房间，包括他在内的四个人一起发的那封e－mail之后不久的一个礼拜三。

那天的一二节是体育课，三四节本来是空堂，但是因为那天学校有举办关于劳动教育的演讲，规定每位大一新生都必须参加，一旦没有出席，就会被记一次旷课。而之后的扫地服务如果又有两次缺旷，在规定补扫的日子又缺席的话，这个学期劳动教育的科目将会被当掉。

在我们学校，所谓劳动教育就是从一个礼拜之中挑选两天，然后在早上七点到八点，或者是下午五点到六点的其中一个时段，到自己被分配的组别所负责的扫地区域实行清洁工作，依照学院的不同，每个科系的学生会被安排在不同的日期和时段。

我们机械系是属于工程学院，排到的时间是礼拜二、四的早上七点到八点。

大学生嘛，好不容易脱离高中的日子，每天都可以睡晚一点，有的时候没课，甚至还可以睡到自然醒，要我们每个礼拜固定两天在六点多就从床上爬起来，那岂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再加上我没有选修其它科目，礼拜二的一二节是空堂，当我知道扫地的时间是礼拜二和礼拜四早上的时候，立刻在心里骂了一堆数不清的脏话。

除了旷扫三次会被当掉之外，迟到三次算一次旷扫，所以总共可以迟到九次。这代表一个学期每逢礼拜二和礼拜四，除了期中考和期末考週，我只能有最多两次睡到自然醒，加上偶尔几次赖床的机会。

最可恨的是，劳动教育是必修的科目，又他妈的零学分。

「妈的，这种鸟东西到底是谁发明的？」要去听演讲的那天，走出宿舍的房间，我在心里暗骂。

我将房门反锁之后关上，接着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又骂了一声脏话。因为我忘了带房门的钥匙，而脚踏车的钥匙和房门的串在一起，如果没有脚踏车的话，从宿舍到大礼堂大概要走个十分鐘左右。

这个时候，住在对面的他也刚好从房间里走出来，我本来是想立刻向他求救的，但是因为之前擅自为对面房间的四个人都贴上了痞子这个标籤，心里的愧疚感，让我不太好意思开口，只能跟在他的后头走。

「那个……」一路从四楼的房间跟着他，在我们走到宿舍的大门，就要到达脚踏车棚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叫住他，「请问你方不方便载我一程？」

「哦！这不是阿祺吗？」他一边走到自己的脚踏车旁，然后解开车上的锁，跨了上去，「可以啊，上来吧！」他比了比脚踏车的后头。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真的接触到他之后，我才发现他并没有我想像中那么样的吊儿啷噹，反而跟我意外地合得来，我很庆幸自己在大学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这样的人。只是在升上大二，搬离了宿舍之后，我就不常和他联络了，听说他后来加入了学校里一个服务性质的社团，常常去一些疗养院之类的地方做义工。

「本来看你好像是一个安静的人，怎么一认识就变得这么多话？」在我们正式成为朋友之后的不久，他问我。

「因为我觉得住在你们那间的都是痞子，所以懒得讲话。」我很明白的说。

「靠！我们才觉得你是流氓咧！」他说，然后在我的手臂上捶了一拳。

后来我才知道，当初他们一致的认为，在认识我之前，一定有很多人觉得我像个流氓。其实我自己也清楚，除非是我主动想要去接近对方，否则在我独自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表情会不自觉地兇起来，也会变得不太爱说话，这算是一种武装自己的方式，在还不够瞭解对方之前，我不喜欢让别人太轻易地接近我。

上完了这天的最后一堂课，我骑着不久前才陪我从云林衝回新竹，接着再连夜赶回云林的摩托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看见路旁有一个年纪大概是国中左右的弟弟，他的嘴里喃喃自语着，然后不断地在原地徘徊，双手还不时地抱住头，好像在烦恼着什么。

我将车子熄火之后停在路旁，走了过去，「有什么我可以帮的上忙的地方吗？」

「不、不要打断我。」他挥了挥手。

「真的不用吗？」我问，「你看起来好像很困扰。」

「吼！我不是说不要打断我吗？」他没有理会我，自顾自地开始碎碎唸了起来，表情还不时地抽搐着。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弟弟也许有什么心理方面的疾病，因为以前在唸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有一个身心障碍的学生，各种症状都很像眼前的这个小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