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厨 第275节（2 / 2）

更加厉害的，是野利仁荣，以多学识，谙典故著称，当年元昊亲口称他为股肱之臣。

李文钊就是野利仁荣的外孙。

在野利氏嫁给李元昊的最初二十年中，真是一帆风顺：哥哥是国家重臣手握兵权、自己母仪天下且深受宠爱，还给李元昊生了三个儿子。

野利氏喜欢戴一种用金丝编制的“起云冠”，李元昊便下令，除了皇后，任何人不准再戴。

只可惜，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小儿子李锡狸夭折。

大儿子、太子李宁明知礼好学、深明大义。但他生性仁慈、不喜荣华富贵，笃信道教并幻想以此成仙。

当时作为伴读的李文钊，曾苦劝太子，不过用处不大。

汉人的道家思想明显不符合李元昊称霸的野心和政治主张，慢慢的，太子被大王冷落了，很不喜欢他，甚至下令不许入见。

几年后的一天，李文钊再次前往东宫的时候，却被告知李宁明因练气功走火入魔、不能进食而死。

作为政治家族成员，李文钊自然知道，太子的死有蹊跷。

李文钊自有受外公的教育，立刻回去告诉外公，野利家族的危机，从今日始。

不过外公告诉他不必忧虑，说自己只是野利氏的疏族，而且与党项人千年伟业相比，个人的盛衰，无足轻重。

外公正在为党项人推广自己创立的文字。

大王当时对外公的看重，是无疑的。

景宗正式称帝，外公和大臣杨守素实为谋主。

西夏建国前后创制的典章制度，多出外公之手。

而且他头脑非常清醒，虽然创造了党项文字，并且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翻译成藩语，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却与汉儒大相径庭。

他对张元吴昊照搬宋人制度的建议，同样嗤之以鼻，他的政治宗旨是——“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坚决反对“用夏变夷”，即用汉文化取代党项民族文化的全盘汉化方针。

他提出：“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礼乐诗书之气也。”

“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严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驭戎夷，岂斤斤言礼义可敌哉。”

李文钊对外公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的心中，一人兴邦，说的就是外公这样的人，可比齐之管仲，蜀之诸葛。

立国后，外公就更忙了，元昊让他担任谟宁令之职，意思是天大王，是元昊身旁的主要谋士，主持政务不说，同时也是夏国的精神领袖。

大庆元年，西夏文字造立，成十二卷，字形方整，笔画繁复。

群臣上表称颂，元昊遂下令改元，将之尊为“国字”，强行在国内推广使用，规定“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

在外交文书中，凡与宋朝的文书交往，采用汉蕃文并列，而与其它少数民族政权交往，则采用双方蕃文并列。

之后外公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化教育上。搜罗人才，教授蕃汉官僚子弟，使学成后量授官职。

还督促各州设置蕃学，教育子民，外公也因此被西夏人亲切地称为“圣贤师”。

这是堪比汉人孔子的功绩。

可惜建国才五年，外公便因心力交瘁去世了。元昊“三临其丧”，痛哭不已：“何夺我股肱之速也！”

赠富平侯。

然后，政治风向慢慢开始转变。

虽然野利氏的最后一个儿子、次子宁令哥继立为太子，但是大王为了巩固皇权，开始有意识的削弱野利家族等党项贵族的势力。

很快，李元昊假借宋将种世衡的反间计，处决了野利遇乞和野利旺荣及全家，皇后失去了她在朝廷中最重要的支持者。

野利兄弟被杀后，野利皇后不时向李元昊哭诉两人死得冤枉，李元昊也表示对自己轻率处死野利兄弟有些后悔，于是竭力寻访那次屠杀的幸存者。

在大家的努力下，野利遇乞之妻子没藏氏被元昊找回，并接进宫中。

然而没藏氏的出现，成为野利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是救命的稻草，而是压垮骆驼脊梁的稻草。

作为野利家族的后代，作为前后太子的谋臣，李文钊的命运是注定了的。

因此他逃了，逃入了野利家族颇有影响力的横山，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造起了西夏李家的反。

没藏氏覆灭，谅祚上台，不但没有赦免李文钊，反而敦促边军加紧缉拿。

李文钊因此被迫离开横山，来到更加混乱的六谷蕃势力范围。

谅祚也知道，李文钊是野利家族的人，前后二太子的忠臣，自己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无道昏君和背夫之妇所生的野种。

谅祚的存在，本身就是野利家族的耻辱。

政治主张也不一样，李文钊继承外公的遗志，主张学习各族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要保持党项民族的独立性。

谅祚的作为，在李文钊眼里，却是在狼性和奴性间反复，不是一个极端，就是另一个极端。

完全丧失了一个独立民族应有的尊严，也因此丧失了与其它民族对话的资格，还有其它民族对党项人的信任。

两人都不可能容忍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