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4章 谁是正统(2 / 2)
御前会议之后,袁世凯为了巩固权势,通过小德张和奕劻的手法,动用各种手段逼迫摄政王载沣辞去摄政王的职位,仍旧做他的醇亲王。载沣自然是不甘心的,但从来都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袁世凯掌了大权,他越发感觉控制不住局面。在皇族内部,由于载沣在武昌事变后处置不力,与袁世凯不能有效合作,亲贵重臣也大有不满,隆裕太后就是主要代表,涉及到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在前有袁世凯,后有隆裕太后的夹攻下,载沣终于力不从心,乖乖交出了最高权力,从而为袁世凯又扫清了一个大障碍。
与这个消息相比,秦国镛的事只是一个小插曲,重臣们也未必真的相信这是袁世凯要投敌的预兆,但绝不放过任何机会打击他。老袁心情极好,也就不太计较,不过既然清廷已经让步,他还是要摆一副出力的架子——他向众人通报了进攻汉阳的计划,算是作为他对投敌指控的反击。他也深深懂得,为了使革命党人就范,他还要给予更厉害一点的打击。
毫无疑问,这个任务就落在武汉前线的冯国璋头上。他手里的军队,主要是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协,总共约二万五千余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占据着优势。但在各地纷纷独立,清王朝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下,部队的士气很低。由于革命军有了补充,又控制了江面,一切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方面,北洋军要继续进攻,困难也不少。汉口虽然已经占领,但制高点还控制在革命军手里,武汉之战的胜负未定。汉阳在武汉三镇中地势最高,龟山的炮火可以控制整个武汉,因此汉阳的得失是胜败的关键。
在汉阳保卫战的节骨眼上,郭文作为东北方面的代表来到了武昌。当初在做出回应有关革命省份会议决策时,秦时竹就和众人商定以上海为主,武昌为次,前者派了以议长吴景濂为首的代表团南下,而武昌方面只是派了郭文作为秦时竹的私人代表去。
黎元洪在都督府接见了郭文,看得出来,他对于眼前这个代表的级别和声望不是很满意,招待也很不热情。郭文没有和他计较这些,临行前,秦时竹特意找他谈了一晚上,告诉他此去的使命是敷衍武昌方面,允许他开空头支票,但一定要鼓舞武昌的战斗意志。郭文是辽阳集团的财务总监,按理说这个差事怎么也不会轮到他。但秦时竹独树一帜,看中了他精明和谨慎的特点,再加上辽阳集团这些年势力的扩大,郭文的眼界也宽广了许多,派他出使也算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对黎元洪的冷淡,郭文早有心理准备,他拿出秦时竹的亲笔信递了过去,信中的内容他早已知晓,无非是一些称赞武昌首义、黎公英明,希望能坚持到底,共同迎接全国胜利的套话。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看见秦时竹的好话,黎元洪的眉头舒展开来了,换上了笑容可掬的神情。
郭文大致将东北的情况讲了一下,这些消息都是报纸上登过的,黎元洪早已知晓,一番重复话语,又听得他皱起了眉头,郭文察言观色,最后来了一句:“关于组建全国政府,秦都督深感必要,但无奈眼下大兵压境,实在分身乏术,他以为,武昌既然是首义之地,那么以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的职责再也合适不过。”适时将空头支票开了出去。
听到这番话,黎元洪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针,立马振作起来。事实上,黎元洪有关中央政府的提议到现在还没有多少人买账,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几个省派了代表过来,但在中央政府具体怎么实现的问题上,这几个省的代表都含含糊糊,没有一个明确态度,象郭文这样直截了当表态支持的实在是独一个。
人家虽然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黎元洪也得谦虚谦虚,“哪里,哪里,东北拥三省之地,又占据清廷陪都,我看以东北政府代行中央政府更为妥当。“
郭文强忍着没笑出来,果然如秦时竹所说的,老黎其实是爱权的,更爱面子,眼下所谓的中央政府,只是称谓上的,根本就不能指挥其他省份,革命还在进行当中就如此迫不及待地提出中央政权,如果不能用利欲熏心来解释,起码也是争权夺利争昏了头。
“黎都督就不要谦让了,武昌首义,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名正言顺。”
既然东北方面如此坚持,老黎也就不便推却,就像模像样地应承下来,双方的关系顿时感觉融洽了许多,眼看时机成熟,郭文又拿出了一封信,信是蓝天蔚所写,内容主要是告湖北父老乡亲和各革命同志。蓝天蔚是湖北人,同时在湖北的革命党人中又有比较高的威望,按照以前商定,是要推举他为都督的,只是武昌起义时他不在此地,都督才落到了黎元洪头上。尽管如此,由于黎元洪本人的犹豫和顽固,一部分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三番五次发电报给蓝天蔚,让他到湖北来就任都督,这个事情黎元洪也是知道的,明里暗里也提防这一手,看完了信,他松了一口气,蓝天蔚在信中明确表示拥护他的都督地位,同时告诉大家他所部眼下已改编为东北革命军,正在休整,就不能前来湖北了。
不管怎么说,只要蓝天蔚不来湖北和他争夺这个位置,老黎就觉得开心,他现在甚至已有些爱上秦时竹了,他一派人,就给自己带来了两个好消息。
“秀豪兵临险境,幸亏秦都督和陆师长施以援手,方能全身而退,黎某代表湖北人民,万分感谢东北方面的义举。”山海关救援之战在报纸上登了又登,对湖北方面的士气颇有鼓舞,蓝天蔚又是湖北人,作为湖北都督,黎元洪自然要表示感谢。
“都督您客气了,彼此既然都是革命同志,理当同舟共济,救援小事,不足挂齿。”
在郭文抵达武昌的后一天,吴景濂率领东北代表团也已到达了目的地。按秦时竹的嘱咐,他没有直接去上海,反而先去了江苏,重点找张謇商量。随后,浙江、江苏、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各省代表会议,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这次会议吴景濂他们自然是没有赶上,在他刚到江苏后不久,联合会已经做出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但又补充决议说代表会议应该在上海召开。
事实上,这个决定出台不易,湖北和上海方面多次扯皮,武昌方面认为自己的通电发出在先,有的代表已先期抵鄂,而且鄂军都督府既然被承认为中央军政府,代表会议也应该在武昌召开,不然“府会地隔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上海方面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上海聚集了绝大多数革命省份的代表,所以在上海开会比较适合。
得到郭文的空头支票后,黎元洪的底气更足,派居正和陶风集赶到上海,要求代表会议在武汉举行,几经磋商,上海方面同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但各省仍应在上海留一人“联络声气”。吴景濂没有兴趣将时间浪费在这种没有意义的扯皮上,他的重点是找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和张謇取得统一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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