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7章 拉人入党（1 / 2）

这个名叫陶光涛的秘书，在15年后启动了中国文字改革的进程，被人尊称为“中国文字改革之旗手”。

其它人才，也一一予以了安置，一般都是安置到各部门充任秘书，绝大部分是候补秘书级别（即见习生），少数被任命为助理秘书（一般公务员），只有陶光涛和极个别人物，被直接任命为三等秘书……

事情过去几个月后，此次考试仍然成为南方各大报纸的讨论热点，人们都热切地盼望着下一次考试的到来。有头脑活络的人，立马根据落榜考生提供的信息，出版了“备考北疆公务员考试丛书”，声称只要看了他们出的参考书，必然能在考试中获得好成绩，又过了几年，公务员考试辅导班也轰轰烈烈地举办起来，甚至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经济学”这一特殊称谓，这是秦时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历史的发展，又提前了80几年……

痛感于应考之人新学的缺乏，秦时竹要求教育厅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在原有财政投入基础上再临时增加200万，熊希龄抗议违反了财政平衡协议，秦时竹没法，只好发动社会募捐，凑齐了这200万（沈麒昌捐了100万）。经过当年的发展，光是辽宁的小学堂就增加到4500余所，在校生18522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22％。此后，秦时竹批示，从今年年末开始，每年发行北疆教育公债1000万，务必使入学率提高到50％以上。

9月7日，黄兴还在北上的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黄兴和黎元洪为陆军上将，但两人都予以了辞谢。黄兴是因为淡泊名利，而黎元洪此时正在参议院接受质询，弄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思去接受上将这个虚名。

在秦时竹的努力下，在袁世凯的配合下，在各党派的压力下，在某些消息灵通人士的暗示下，黎元洪做出了“唯一可行”的解释，即“误信人言，尤其是湖北军队高层争权夺利，相互造谣，以至于共和元勋含冤而死……”

几天后，在质询湖北军界领导人后，参议院对张振武一案最后得出结论：张振武被害，实非有意捏造，而是湖北军界、政界相互关系紧张，小道消息流传，以至于捕风捉影，以讹传讹，故不属于政治阴谋，而是好心办了坏事……

但后果严重，为示郑重同时出于协调湖北各方面关系起见，黎元洪辞去湖北都督、参谋总长两个兼职，专心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湖北军界各主要领导，调京任职，由陆军部安排；湖北都督由张锡銮接任，民政长已由议会选举马天放（共和党人）担任，湖北军队裁撤为两师一旅（北洋系和同盟会各出一人担任师长，共和党人出一人担任旅长）……后来袁世凯任命了国民党党员许祟智为陆军第二十四师师长。

参议院还同时决议，表彰夏海强率15师进军甘肃镇压以赵惟熙、马安良等人为首的复辟派行为，追认夏海强的甘肃都督、黄钺的甘肃民政长和马福祥的宁夏镇守使任命，要求他们精诚合作，将甘肃治理好。

解决这项纠纷后，袁世凯如释重负。九月十三日，在参议院通过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决定的当天，黄兴到了北京。

黄兴是个憨直的汉子，本对袁世凯产生怀疑，尤其是张振武被杀案，使他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后经孙中山说服，消除了对袁世凯的疑虑，听了孙中山这些天来和袁世凯的会谈“成果”，他也觉得可信。逢人便说：“定当调和南北，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

孙、黄两人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三人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了骗取这两人的好感，要革命党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谈话中总是说些“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之苦”，“党派竞争之苦”之类的委屈话，并假惺惺地表示：“等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百般曲意相从，演技非凡，很快就骗得了孙中山、黄兴两人的信任，做出了“十年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公开向报界传达，并在不同场合予以重申。

秦时竹在沈阳看见报纸，长叹一声，孙、黄二人，终究过于老实，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让老袁给骗了。以秦时竹之能力，对政治的洞察力自然不低。对于历史人物，由于知识结构的缘故，早有了定见，惟独对于非著名人物，有时会出现偏差。比如对待金实保，险些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他进而想到，在这些不起眼的非历史人物身上，可能蕴藏着不小的力量。仍以金实保为例，从沈麒昌的口中得知，别看这人如此卑躬屈膝，却是营口盐商的领袖，辽宁盐商举足轻重的人物。同前清各个高官关系甚好，和其中一些还结成了儿女亲家。秦时竹根本无法处理如此多的信息，像这种不在交集之内，又有不小能力的人若是轻视他，肯定会吃暗亏。所以，得知消息后，沈麒昌也不含糊，既然要入股，又是旧时相识，两成的股份就两成，股份事小，盐政事大。

秦时竹心情沉甸甸的还有另一层考虑，是袁世凯又发电报请他“来京面谈”，这次甚至还多了孙中山和黄兴的名字，去是肯定要去的，但去了干什么？怎么做？能捞到多少利益却是他要盘算清楚的。要获得利益，自然要明白对方在想什么。

袁世凯的目的很明确，在发生内阁危机时邀请孙、黄北上，是想请他们解决陆内阁的风潮问题，如果再能搞定秦时竹，那就是“举国一致”了。

孙、黄虽然犯了政治幼稚病，但目的也是明确的。第一，考察袁世凯，这个他们认为袁世凯已经合格了；第二，处理张振武一案，他们认为也可以了，参议院的方案虽然有些和稀泥，但毕竟各方面都可以接受。尤其是黄兴本人觉得自己当时在汉阳惨败，心里也有愧疚，因此不赞同严重处分黎元洪；第三，扩大国民党的声势，为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做准备。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意图和北疆的利益所在。

孙、黄两人极力要争取在将来国会的多数。国民党成立后，为扩大声势，争取多数，到处拉人加党。在孙中山、黄兴身上，这种情况表露的特别明显。黄兴到北京后—心一意扩大政党，大批发展国民党党员，在北京、天津逢人便动员其加入国民党，广至袁世凯，下至—般君主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以及前清遗老，都是他动员的对象。在认识上，秦时竹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只把宋教仁当做是醉心民主的人物，孙中山和黄兴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