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南北差异（1 / 2）

为确保人民党的选票，在大选来临前，以袁金铠为代表的人民党高层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各地支部成立选举委员会，全力以赴确保本党党员当选。在北疆范围内，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惟有人民党通过这些年来的建设（从人民之友时期就开始了），掌握了庞大而牢固的基层资源，再加上北疆这一年来推行的政策，使得选举毫无悬念。为防止各地土豪劣绅、地主老财把持选举，警察盯得格外严格，按照葛洪义的指示，凡是许诺当选后送什么什么回馈选民的，一律以贿选论处，取消资格；凡是威胁如不选我，让你们好看这类话的，也一律予以严惩。任何人要发表演说，必须事先报请警察分局或派出所批准，否则视为扰乱社会治安，当场取缔，并取消候选资格。

在有组织、有准备的选举工作面前，任何歪门邪道的招数都是无济于事，人民党不用歪门邪道，只要把这一年来的功劳一讲，基本可以胜出。按照秦时竹的话说，选举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野地遇熊，不用跑得比熊快，只要跑得比还有一个快就行了。在选举中，不用宣传人民党最好、第一之类的话，只要把事实一摆，说人民党比其它党好就可以了。

因此，各地基本都是人民党党员或人民党的支持者当选。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乡绅，虽然支持人民党的政策，但抱着“君子不党”的固有思维，并不愿意入党。对他们的当选，前去视察的各路高层官员，也及时予以了祝贺，希望他们为地方建设出力，为家乡父老出力。

人民党曾经有过分工，南方选举由张謇负责，突出经济因素、精英因素（人民党南方局的党员大多数都是精英分子，人数虽少，不到5000，但能量极大），努力争取在省、国家一级当选；北方选举，要深入基层，层层动员，确保从上到下都是人民党成员。

在议员构成中，秦时竹也有一个设想，虽然在人口比例中，农工足足占了8成以上，但农工由于缺乏知识，能成为选民的很少，只有靠他们中的少数人才能弥补；而工人群体，则特别要求技术人员当选。在选民群体中，地主富农阶层占了半数，但相对来说，这些人尤其是地主阶层，心态比较狭隘，不能过多放置名额，否则各地议会中保守势力偏大，对推行改革不利。在城市中，秦时竹最为倚重和看好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和工商业阶层，前者有其固有的为民请命情结（指群体意义上），有利于为弱势群体（工、农）代言，而且视野开阔，真正懂得中国需要些什么，他们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工商业阶层（小资产阶级）虽然看重利益，但是商业、实业的发展需要一个开放、进步的社会，他们是中国能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秦时竹认为应该由人民党来充当这个重要使命，或者说应该由他们7人来承担这个责任。这不是为自己贴金，毕竟只有他们才明白真实的历史上中国有多痛苦，只有他们才明白中国发展的道路有多曲折，也只有他们才能称得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至于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竞选，无非都是那一套，说什么：兴办实业、振兴教育，减轻人民负担等等，稍微有所特色的是加强地方建设，如兴修水利，建筑道路等。人民党在谋定竞选计划时，考虑到选民对于真正的民主自由并不熟悉，讲满口大道理还不如讲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特别是在农村，保守气息较浓厚，宣扬善政比提出今后规划更有说服力。于是乎，秦时竹执政以来的好处又被天花乱坠地吹捧一通，实事求是的说，不乏夸大成分。但有两个要旨是牢牢被抓住了，一是减税，这是每户人家都可以切实感受到的；二是开垦，很多少地、无地的农民得到了土地，在北疆，这种解决方法实际上具有根本性的解决意义，也是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

以增量资产解决土地问题是人民党农村政策的一大特色，大大缓解了农村危机，尤其又以山西最为显著。铁路修建、开垦扩大和高利贷的变相解决，使得小民们懂得了现政权虽然称不上十全十美，但比前清是好了十倍不止，如果不与现政权合作，不投人民党的票，换作是别人来执政，结果可能会糟糕。中国农民都是朴素的，谁对他们好，他们会记得一辈子。（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也实行了土地改革，那些得到土地的农民，不管国民党后来有多少腐败和问题，都一边倒地投票给国民党；又比如共产党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三年自然灾害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依然能得到农民的拥护）

激进的人也许会考虑类似于像共产党一直提倡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但秦时竹认为过于激烈，既然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存在和平赎买的机遇，能和平过渡当然是最好。不要说地主、富农不会接受没收土地然后重新分配的方案，凡是有土地的人，不管多少，都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更是地主的命根子，若是不顾现实重新分配，只能造成阶级对抗，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利的，这是从政治角度考虑。

从经济角度考虑也能得出这个结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证明，市场经济比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都要有活力的多，在这个体系下，土地兼并是必然的逻辑结果，只要存在竞争，就会有成功和失败。哪怕现在实现了土地平均分配，在不远的将来，兼并现象必然会重新出现。中国历代王朝，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就是因为逃不出土地兼并的这个周期律――王朝初始，历经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可以获得土地，然后天下承平日久，土地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穷困潦倒，无可奈何之下只能起来反抗，然后造就新的王朝，再开始新一轮的土地兼并。

任何封建王朝都逃不脱这个规律主要就是因为土地兼并后大量的赤贫人口无法安置，国家机器无力也不可能完成这个安置。但工业革命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工业产业可以吸收大量的经济人口，这就为打破这个周期律提供了条件。在秦时竹看来，土地兼并并不可怕，主要把土地兼并后的农民妥善安置好了，社会只能更稳定，不然4.5亿人口有4亿靠土地过活，国家肯定没有前途。

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工商业等二、三产业，这两个产业要发展，迫切需要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重新分配土地只能带来一个后果――将大多数农民重新束缚在土地上，这对其它产业发展是不利的。特别是小块土地的耕作不便推行机械化，不利于发挥规模化优势，但农民偏偏思维比较狭隘，不善于组织大生产，若是重新分配土地，必然又将已有些动摇的一家一户的小生产重新稳固起来。既然北疆已经出现了“大农”盛行的局面，地主们拥有资金比较充足，头脑比较活络和适应力强的优势，他们可以方便地使自己从封建式的维持再生产转变为市场而生产的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现代化改造。